读《我在大清官场30年》有感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这本书无关穿越事。此书中的“我”，名张集馨，嘉庆五年（1800年）生，道光九年（1829年）科举及第考中进士。此后三十年间，先后在约八个省市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做官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官场沉浮之间，作自叙年谱，对三十年清朝官场的鬼蜮情形，刻画入微。经黄云凯先生编著，这本真实版的清末《官场现形记》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此书叙事所涉及的地域较广，时间上贯穿清末，包含了近代的一些历史大事，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张集馨本人也与一些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所交集，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提供了一份相对较为真实可信的文本。

我依序读之，颇有感触，择其要者，列于此文。

首先我感觉，要能相对更清晰、更客观的了解一些历史人物，除了读通史读物，最好还是要读一点当年时人所著的年谱、笔记等，再加上用自己的头脑对不同读物几方印证，善加分析，方可略微窥见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真实风貌。书中出现了好几个历史人物，如林则徐、琦善、邓廷桢、曾国藩等。林则徐在历史教材中是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没有这个说法，不过他的操守当年确为人们广为传颂。在我的印象中，邓廷桢与林则徐合作，积极禁烟，是个主战派；在此书中，却记录有他在任甘肃藩司时，为讨好朝廷，竟虚报每年可从开垦荒地所能征收的粮草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官民交困，遭人痛骂；琦善在官场中为人正直，受人敬重，张集馨视之为国之栋梁，可他在我之前接触到的史书中是个卖国贼、投降派；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似乎都为后人所称道，而书中也曝光了他在弹压太平天国之时为凑军费而进行的刮地皮的事。看来历史人物形象的丰满，需要人们从不同视角去注视，去观察，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我现在看历史人物，越来越喜欢从不同侧面来看，再慢慢走近；我宁愿存疑，也不愿轻易去接受仅仅一本书、尤其是教材的结论。

《我在大清官场30年》读后感

其次，清朝皇帝颇为勤政与熟悉下情。从书中看来，道光、咸丰常与下属（尤其是外派官员）交谈，所谈多为地方民情、官员政德、钱粮经济、军事得失，详细至如每斗谷粮卖制钱多少，地方械斗如何收场等等话题无一不谈。可见，地方情况在皇帝心中其实是很清楚的。这一点，跟我印象里的深宫中的皇帝不一样。

第三是关于官场腐败的问题。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官场陋规，吃喝请送，外官对京官的孝敬，京官对外官的勒索。吏治腐败的程度，远超人们想象。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想要做一个彻底的清官，无疑会处处掣肘，寸步难行。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廷公开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以加强财政收入。而对这种腐败情况，皇帝心中也是非常清楚的。他所能做的，是对像类似张集馨这样进士及第的人才“特简”，并面谈勉励，希冀官员外放到地方后能精忠报恩，兴利除弊；以及对被别人弹劾的贪腐官员进行查问饬拿。多少年以后，后人再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反腐败历程，让人笑，也让人叹。一种体制，不断地培养腐败，然后又不遗余力地去反腐败，这太分裂了。想来古今何其相似者也！

第四，民众苦难无尽已。百姓苦，有贼匪时受贼匪的荼毒，无贼匪时受官府的搜刮，而官府的草菅人命，拼命盘剥，比贼匪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令底层民众苦不堪言。懦弱的自当苟活，强悍的便或入官府为兵勇，或直接落草为贼寇，既与官府盘旋，也去勒逼弱民。这是一个典型的丛林社会，在上者鱼肉百姓，在下者要么苟延残喘，要么揭竿而起，而揭竿而起的目的，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跟统治者抢分一杯羹或者索性代替他们。而百姓则永远脱不了苦难的轮回。

第五是关于太平天国。文中多有讲述清军与太平军的互有攻掠，此消彼长的征讨与攻讦的拉锯过程，也相对客观地写出了太平军与官府兵勇对各地百姓的轮番烧杀抢掠。黑白与正义，实难分辨。张集馨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邪教，洪秀全就是一个邪教教主。这一点从我近年来接触的一些天国史料（比如陶短房著的《这个天国不太平》等）来看，我也倾向于此观点。对于张集馨来说，此种观点固然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立场所致，而对于天国自身来说，其实也何尝不是如此。天国高层装神弄鬼，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却把下属军营分成男营女营，严防男女见面，禁止家庭团聚。如果这都不是邪教，那什么是邪教？

此书对清末的社会民情的介绍，尤其是对官场的刻画，真是细致入微，不是小说，胜似小说，而且贵在张集馨对清末的官场做了几乎是写实的披露，并未因自己也是一名官员而对一些官场陋规藏着掖着，也不自我拔高。他的自我剖析，也颇为中肯，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