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和他的“伙伴”们—《清代地方政府》读书笔记

儿时对古代中国县官的印象，就是七品芝麻官，以及古人那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成长过程中，看了一些历史影视剧，很多涉及县官判案，对县官的印象仍然比较笼统。

最近看了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后，对清代地方政府（该书中主要指州县）的构成及职责，以及地方治理的主体构成，运作逻辑等有了一个直观印象，进一步了解了清代的地方行政。其实，该书等于是把清代州县政府做了一个人类学“解剖”，分析了政府由哪些人构成，这些人的来源及去向，收入实际构成；政府又有哪些职责，履行的怎么样，有哪些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州县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是如何和地方士绅展开合作的。

在书中，瞿先生把清代州县官在官衙里的下属分为四类：长随，书吏，衙役，幕友。长随是州县官的私人跟随，幕友是州县官聘请来的师爷，二者不是当地人，是州县官的私人关系。书吏和衙役一般都是当地人。因为清代实行官员“回避”制度，因此官员一般都是异地任职，他在当地施政，衙役和书吏必须要熟悉当地情况，因此当地人居多。而长随和幕友则是伴随他在全国的任职岁月。而且，基于州县官的精力和能力，长随和幕友可以助他监督衙役和官员。

其实，之前很多学者在关于清代地方行政书中，都把州县官里的衙役、书吏统称为“胥吏”，在对之的工作角色评价并不积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瞿先生在此书中对上述四类角色职责及行为逻辑的分析，基调也大致如此。因为收入低下，他们只能使用各种办法，增加收入，自然不合法也不合理。相比之下，只有幕友的工作投入且认真，也比较注重自己的名声。瞿先生在书中也列举了清代一些著名官员也是出身于幕友，比如左宗棠，比如张謇等。

因为之前刚看过美国学者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一书，因此对清代州县官在征税时的陋规多了一层认识。但是，看了瞿先生的介绍，才知道州县官在实际生活中也默许佐贰官单独受理诉讼，以期给他们增加一些额外收入，因为实际收入太低。

在介绍完州县官下属后，瞿先生在最后单辟一章讲参与清代州县权力运行的另一个主体-地方士绅。以往我对地方士绅的印象，认为是“皇权不下县”，乡绅是地方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等。看了此书后，才明白士绅的一些行为逻辑，比如包揽诉讼，代收赋税等。而士绅在做这些事情时，往往并不是出于道德公义，而会掺杂个人利益在里面。比如士绅为何代收赋税，因为他们是可以少交赋税的，但是他们可以向民众征收足额税收，然后按照士绅本身可以少交的数额上交，中间差价就被士绅截留了。至于诉讼，更是士绅与书吏、衙役勾结在一起，鱼肉百姓。当然，这不是全部，但是瞿先生看来，有很多士绅是如此作为。

看完此书，我增加了两点认识及思考。

第一，以往的论述中都认识传统中国乡村治理是“自治”，皇权不下县，乡村秩序主要靠当地的士绅维持，并且这些士绅都有一定的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但是，瞿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乡村并不是自治，因为维持秩序的士绅并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基于其之前所获得的政治地位。因此，士绅和州县官同属于一个政治秩序中，不能说是乡贤自治。

瞿先生这样看问题，也未尝不可。而且，他这样的视角源自他对乡贤的来源分析。这个分析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读书和分析问题中，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思考。同样一个事实，从不同角度看，就可以给出不同的结论。

第二，无论是经典社会科学家韦伯，还是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福山，都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比较早熟，有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的职业化官僚。但是，正如瞿先生在书中所说，传统中国地方政治，县官的选拔是靠四书五经的科举考试，选拔标准是基于他们的文学修养，但是一旦任用到地方，则是具体地方政务，涉及到司法、赋税、民生等各项繁杂事务。所学非所用，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实在不佳，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早在宋代，王安石就指出这一问题。只是，不知为何一直到清末，此现象一直没改变。从这个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地方政治是由“非专业”的职业官僚来操控，由此也不是完全职业化。

但是，好在一点，“非专业化”的州县官，其身边队伍中有职业化、专业化的“幕友”、“衙役”、“书吏”等辅佐，也平衡了清代地方治理中的专业化问题。

另外，个人认为，瞿先生此书，对清代地方政治做了非常详实的人类学“图景”分析，但是更多局限于静态的人及职能、规则等的描述，而缺少清代州县官政府实际运行的过程分析。虽然书中也有涉及，但总体阅读下来，感觉还是缺少描述州县官日程权力运行的过程分析。个人感觉，此书是关于清代州县官行政的百科全书，但是因为缺乏对实际运行过程的分析，而缺乏生动和深入。

此书是我最近继美国学者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一书之后，阅读关于清代地方行政的第二本书。两本书角度不同，《银两》一书主要围绕“火耗归公”改革的发展讲述清代州县官的收入，更聚焦点；《地方政府》一书着眼于全面介绍州县政府的构成及职责，是一个图景式的人类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