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笔记：司马迁为什么不自杀?

小时候读《史记》一直有个疑问：古时候读书人极重名节，可杀不可辱，但司马迁身受宫刑，惨绝人伦，他为什么不自杀？

据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氏的先祖（重黎氏）在三皇五帝时期就“世序天地”，到周代改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公，他爷爷司马喜，在汉初为五大夫。可见，司马氏是一个世代为官的贵胄望族，是传统中国典型的“士”。而宫刑为肉刑之极，其给受刑者带来的精神创伤甚至远超其他刑罚，孔子曾说：“士可杀不可辱”。对于极重名誉的士人来说，遭受宫刑是奇耻大辱。

当时社会上的舆论氛围，对于司马迁也极为不利。司马迁受刑两年后得赦出狱，喜怒无常的汉武帝刘彻又招他做中书令，相当于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为皇帝贴身服务。有一天，司马迁正在家中写《史记》，就有人在外面贴了司马迁的大字报，侮辱他说：“鱼跃龙门变成龙，还看鲤鱼雌与雄。假若非雄也非雌，跃上龙门也非龙”。此事发生后，司马迁的朋友们说：“你这个德才兼备的司马迁，为何非要进宫作‘闺阁之臣’，甘受此辱?”

无论从个人身份，还是社会舆论压力来说，司马迁完全有可能自杀，至少也应该隐姓埋名，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为何“苟且偷生”，还坚持要完成《史记》的写作呢？

其实，司马迁的心迹在他回复朋友们的劝告时已有所流露。司马迁说：“不进宫怎知宫庭秘史？不和帝王将相打交道，怎知他们灵魂善恶?不应招，史书又怎生去写？”可以说，司马迁正是为了完成《史记》，才忍辱负重，坚强地承受着来自所有方面的压力，苟活于世的。那么，《史记》对他来说为什么如此重要？

前文说过，司马氏世代为皇家史官，倍受恩典，但到他父亲司马谈手里似乎有点没落的意思。他父亲说，他们家“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这个话说得非常严重，似乎家族的荣耀到司马谈、司马迁一辈要中断了。父亲在世时，有一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组织人马，到泰山封禅。在帝制时期，封禅是帝国最隆重的典礼，这么重要的时刻，史官通常是不容缺席的。然而遗憾的是，司马谈居然不在皇帝前往泰山封禅的随同人员之列。司马谈感到，自己作为史官，却不能参加这样的盛典，实在是有愧于史家，有愧于司马家门，有愧于天下。司马谈连连喊“命也夫，命也夫！”显然心里难过至极。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对司马迁说：“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毫无疑问，父亲的这种期待，让司马迁感到重任在肩，他无法自寻短路，必须完成父亲的遗志。

在司马迁看来，将父亲的遗愿发扬光大，是“孝”最高表现形式。他父亲曾经教他：“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认为，孝有大小之分，所谓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只能算小孝；扬名立万，光耀门楣，才是大孝。

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孔子思想一脉相承。孔子曾说，所谓孝啊，就是一个人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要从意愿和动机来判断他是否真心对父母好（即“敬”和“色难”）；而当他父亲去世了，就要看他的实际行动了。如果他能够遵循父亲的志愿，延续父亲的事业，这就是真正的孝了。（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期待，正是希望他“无改于父之道”，完成一个史官的本分。

不惟宁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也非常清楚。有一次上大夫壶遂对司马迁说，孔子在世的时候，没有一个明君赏识孔子的才华，孔子去过那么多地方，都没有地方真正应用孔子的学说，于是孔子只好退而著书立说。孔子写下一部《春秋》，臧否天下之事，虽是空文，但却能论断是非，像帝王之法一样，成为万民的行为标准。你司马迁对照一下自己的处境，应该要比孔子的遭遇好得多，你上头遇明君，下得守职，图书资料又丰富，条件那么好，不写出点东西来，你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司马迁自己也感到，天将降大任于自己，理应当仁不让。他甚至说，周公死后500年，生了个孔子，如今孔子死了也500年了，理应出一个秉笔春秋的大人物，司马迁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大人物的不二人选。他立下了“为往圣纪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他要通过写史记，让自己同周公——孔子联系起来，成为彪柄千古的人物。司马迁在回答壶遂的诘问时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名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更强调自己作为史官的强烈使命感。他认为自己是在用《史记》捍卫史官的职业尊严。

司马迁用他的作品超越了自然生命的限度，他也因此得到了后人极高的评价。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国修史，向来遵循“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而同为史学家的班固评价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不啻于无上的评价。鲁迅先生则将《史记》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可以说，《史记》因司马迁而生，司马迁亦因《史记》而永恒。司马迁死后，《史记》中确立的价值观活下来了，成为后世评价历史事件的标准。以此观之，司马迁亦可称为孔子没世后500年又一秉笔春秋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