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6年根据在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资料所写的博士毕业论文。此文作为博士毕业论文，主要是人类学研究在开明国家“一个公民对自己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的探索，是人类学发展的重大突破。从内容看，描述的是中国农民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论文对研究我国农村经济有重要指导意义。

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费孝通先生意在揭露这个微型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他发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他提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2]，费孝通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学术作为总结为四个字，即“志在富民”，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实地调查，发现和分析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为农村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考。80多年过去，现在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发展问题成为了基本问题，而发展问题的核心还是收入。今日再新读《江村经济》，书中所散发的思想对认识和思考当今中国的农村问题依然有重要意义，正如先生所言，对当下农村社会的观察是对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重要补充。

全书正文一共十六章，四篇附录和一篇序言，接下来将对正文十六章的内容做简单的自我认识和总结。

第一章前沿和第二章调查区域，主要陈述作者写作全书的目的以及选择调查区域的原因、调查区域的地理、经济、人口及土地背景。中国农村在当时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3]，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过程不是西方社会制度简单的转渡过程，而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和西方社会制度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当前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了解，将会引导这种社会制度变迁趋于期望的结果，这也是当时中国青年学生爱国救国的一种尝试。至于选择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区域，是因为此村为当时中国重要的蚕丝业中心之一，农业较为发达，具有完善的水路交通网，同时，作者本是当地人，语言具有优势，且有其亲人帮助，能够深入到人们生活中，工作效率较高。

第三章到第六章从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及户与村的角度描写了开弦弓村的社会背景。家庭这个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其规模一方面受到“分家”的力量削弱，另一方面又受到父母和子女相互依存合力的增强，在此平衡力量下，中国农村家庭人数大约在4-6人之间。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为重要，夫妻间的关系次之。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有后代，子女是家庭“香火”绵续的载体，也是父母年老后的生活保障。由于拥有土地面积的有限，生产能力的约束，为了预防贫困，存在溺婴、流产等人口控制现象，杀害女婴更为经常，家产较大的家庭则不受限制的有更多子女。父母与婴儿的关系受到迷信的影响，表现为，对孩子的珍爱被刻意小心地掩藏起来。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较为密切，父亲则是严厉家法执行者。在孩子的教育上，家庭居于主导，学校教育由于与经济活动不相适应，辍学率较高，文化知识及训练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婚姻大事并不是由青年男女自己决定，而是完全服从父母的安排，通常在孩子6-7岁时便已安排好。婚姻选择要通过中间媒人，并要经过算命先生生辰八字的配对，通常男方家庭可以在多个女方家庭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合适的未来儿媳。儿媳必须要具备两个主要的智能，一是绵续家世，二是对家中经济有所贡献，她在夫家的地位往往会因为生的男孩而提高。妻子必须对丈夫十分恭顺，还要处理好与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的关系，婆婆和媳妇子间的家庭纠纷则经常发生，“夫妻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父母与儿女关系中的干扰因素。”[4]如果纠纷较严重，儿媳妇可能被休弃，但媳妇无权提出离婚。为解决媳妇给家庭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小部分的表亲联姻成了一种重要的婚姻形式，因联姻形式不同，产生两种地位不同的类别，即“上山丫头”和“回乡丫头”。由于经济萧条的原因，“小媳妇”制度，即“童养媳”在作者调查的近十年里数目增加，但传统的婚姻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关于财产，开弦弓村将其分为四类，即“无专属的财产”、村产、扩大的亲属群体财产和家产。家产中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处理土地的权利掌握在家长手中，家庭成员有自己部分的个人财产，绝大部分是消费物品，卧室虽为私用，但不损害家长对房屋的最终处理权，家庭里的日常开支由公共财源支付，就从产权的使用和控制来看，家长确有很大的权威。分家财产传递的一个重要步骤之一，“不论是土地或房屋均为单系继承。女儿无继承权。”[5]，女儿在嫁出以后将无权使用娘家的财产，年老的父母将会把保留的不动产传给儿子。继承与继嗣是两代人关于财产传递和赡养老人义务的关系纽带。财产的继承按继嗣系统进行，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孩子或只有女儿没儿子，他们可以领养一个男孩，或是要求女儿的未婚夫的父母允许他们的女儿为他们传嗣，或是可以领养一个女婿。赡养老人的在子女对家庭的贡献超出他们自己的消费时开始，当儿子有了独立地位时，赡养义务更加明显。

亲属关系是联系家庭成员的基本纽带。在父系亲属关系方面，“五代以内同一祖宗的所有父系后代及其妻，属于一个亲属关系集团称为‘族’，相互间称‘祖宗门中’”[6]，族的成员资格是家，不是单系的亲属关系，妇女在出嫁后就不再是其父亲那个族的成员。族重要的功能是控制婚姻，它是外婚制单位，“同姓，非同族的人可以结婚”[7]。母系亲属方面，其亲属关系不超过舅家和姨家的群体范围，舅姨家的亲属不属于此关系范围。此外，名义上的收养制度中，也象征地使用亲属关系称谓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来源与亲属关系亲属关系相类似”[8]。

家是社会中亲属关系的连接，户则是地域性的纽带。作者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家“并不一定是一个有效的劳动单位”[9]，“参加部分共同经济活动的人不一定被看做是家的成员”，采用“户”这个名词来代表这种基本的地域性群体。一个人加入到一个家庭里，但不是家庭的成员，主要有三种形式：客人、学徒及雇佣工。家里的成员在外工作，暂时不在家，不能算作户的成员[10]。扩大的组户联合群体便是邻里（10户），他们日常有着亲民的接触并相互帮助，组合的群体聚合形成较大的地域群体便是村庄。村庄由村政府来组织管理，日常活动的执行者便是村长，他的职务不是世袭而来，需要有资望的人胜任，其法定地位也不是必不可少。在作者调查期间，村正在推行保甲制，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在一个保甲内，人与人之间互相担保，相互检查监督，以此来加强行政管理。作者对此提出质疑，“事实上的地域群体早已行使的传统智能，能否被这种专横地创造出来的保甲所接待”，认为“中国政治结合的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11]。

第七章开始，作者开始研究村里的经济生活，从消费与生产系统的分析引导至流通系统。消费上，村里居民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文化的控制。节俭受到鼓励，在生产能力受到损害时，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但在婚丧礼仪上，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在本章作者具体还介绍了农村生活中的运输、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及生活的最低开支，根据作者的统计分析，居民一年里最低的生活开支约为263元。

第八章介绍的是村里的职业分化，村里一共有四种职业：农业，专门职业，渔业，无业。但这些职业类别并不是互相排次的。村里76%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仅7%的从事手工业和服务业，从事某种手艺或经商的人基本上都是外来的无土地的人。

第九章劳作日程。农业中劳作日程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从功能的角度具体介绍了开弦弓村各种农活的日程，由于阴历不能有效的推算农作物生长期，“农民用传统的节气来记忆、预计安排他们的农活。”[12]而阴历则用于“记忆动感情的事件及接洽实际事务等场合”[13]。

第十章农业，作者对农业的分析从农业的物质基础即农田安排开始。开弦弓村的农田主要种植的是水稻、油菜籽和小麦。庄稼的土地被分割为若干的农田，由于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而水稻的种植与水利管理密切相关，由于小块的农田归属于不同的土地所有者，导致水利管理的不便以及耕种者之间的矛盾。种稻是农业中的主要活动，要经过一系列的准备：翻地、耙地、平地、然后是灌溉[14]。这些工作都由人力完成。这些农业种植知识、技术来源于农民长期的经验积累，是利用自热达到所需目的的体现，对于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例如蝗灾、雨灾，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巫术，“巫术不是自发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15]，“只要巫术对人们的生活起着一些有用的作用，尽管政府发出多少命令和阐述很多理由，它仍然会存在的。在理论上，从把巫术当做一种假科学，并认为它对科学发展是一种障碍，转变到承认它的实际作用，对于处理这个问题采取实际态度方面，能给以一些启示。”[16]有效的方法是用科学解决农民的切实需要，这样巫术自然消失。

农业劳动最基本的单位是农户，但并非农户的所有成员都参加农业劳动，农业主要是男人的职业，一户的男子之间的农田劳作没有特殊的分工，每个人都做同样的工作。妇女完全不参加农业劳动，主要从事缫丝。农村丝业衰落，导致农村妇女闲暇时间的增多，妇女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在水利安排上，同一墐的农户是命运共同体，水的调节实行集体责任制，但也正是由于集体负责制度，使得新式水泵的运用受到阻碍。

第十章介绍土地的占有。湖泊、河流及道路属于村里共同享有，村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使用该权利的时候不得阻碍他人享有此权利。村外的他人不得享有村里公有的权利。对于农田的所有权，作者根据当地土地占有理论即田面和田底所有，将其分为三类：不在地主（占有田底不占有田面）、完全所有（田底和田面都占有）、佃农（占有田面不占有田底）。田底的占有者需要支付土地税，是持土地所有权的人，登记于政府名册。田面的占有是对田的使用权的享有。田面占有者可以将田租给别人，也可以雇人为自己种地。因此，实际的耕作者、田面所有者及田底所有者是不同的。不同的主体对土地产品有一定的权利，田底所有者可以获得地租，田面所有者可以获得承租人的租金，雇工可以从雇主的到报酬。

田面所有者通常属于家这个群体[17]。当家里的劳动力不足时便产生了雇农制度。从事雇工的有长工和短工，长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拥有生产工具，偶尔有锄头，短工通产有自己的土地，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才会受雇[18]。这种小土地的出租制度是有限的，出租土地大多是因为家里的劳动力不足，且与佃租是大不相同的。

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用之不尽性质给农民相对的保障，同时土地在家庭继承财产中有特殊的价值。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非经济价值使得土地的交易复杂化。佃农保持着田面的所有权，这种权利不受田底所有者的干涉，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纯属金融关系，这种关系反映的是城镇田底所有者对乡村进行投资。城镇市场中的土地价值与土地真实的价值产别很大，土地的市场价值不包含田面的价值，土地的真实价值寓于佃户的交租能力。田底所有权可以像买卖债券和股票一样在市场上出售，但田面所有权的交易则较为复杂，只有在生活迫不得已时，佃农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

土地所有者对自己权利唯一关心的问题是租金，但在收租上很少采用直接收租方式，因为直接收租的成本较高，效率较差。地主往往是通过中间的代理手收租人来收租，大地地主建立自己的收租所，被称为“局”，这个机构事实上是一种半政治机构。佃户实际上并不关心谁是地主，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局”。传统的承租关系有道德上的约束，承租人交租被认为是道义上的责任，相比于监禁，道义上的约束对这种承租制度的维护所起的作用更大。随着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承租双方的关系变得不协调，冲突加剧。不在地主的存在依赖于城乡金融关系的融合，农田田底所有权在城镇人手里，田面权在农村，这是开弦弓村目前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在土地的分配上，土地权利的继承使得土地变得更为分散，分散狭窄的土地不利于畜力使用，妨碍了其他集体耕作方式，这也是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19]。

第十二章蚕丝业。蚕丝业是开弦弓村的第二收入来源，蚕丝业的变革受到两股力量的制约，一是促使变革的外界力量，二是承受变化的传统的力量。通过分析村民的农业收入与支出情况，单靠农业是不能维持生活的。由于受到国际生丝市场的影响（价格下降），传统的生产技术不能平衡家庭预算，引进新的工业成为必然的选择，技术学校在此成为传播工业技术的中心，但学校只是一种潜在的量，如何把这种潜在的力量变为现实就需要当地领导人发挥作用。作者从蚕种开始具体介绍了养蚕这一过程的改革计划，并对缫丝过程中传统方法与现代工艺技术做了比较，认为合作工厂替代家庭手工业是由于技术因素决定的。合作工厂的所有权归属于合作社成员，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全体大会，开办工厂的经费由每个社员负担，但资金基础主要靠政府的信贷，不是靠人民的投资，原料、劳力、由社员提供，技术来自蚕业学校。蚕丝的质量和价格的不匹配导致了工厂资金的缺乏，影响给社员的年利及股金缴纳的积极性。工业技术替代传统手工业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问题，大量的女青年流被吸引到城里，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促使妇女劳动力在农村形成市场。

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对其家庭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孩传统的经济地位依附于父亲或丈夫，随着其能够自己挣钱，家中的经济关系逐渐得到改变。同时，挣钱的人从家庭成员中分离出来，对亲属关系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亲属关系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并随着工业的变化得到调整。[20]

第十三章介绍养羊与贩卖。养羊和贩卖是家庭收入的其他来源。贩卖在村民看来实际上是出卖自己的劳务，产品并非自己生产，主要靠船在乡镇间流通。养羊的兴起是由于市场上羊胎和羊羔的需求。由于土地的有限和羊粪的价值，羊主要是圈养，割草主要由孩子负责，但这样产生一个问题，在人们的眼里文化教育的价值，还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作出的贡献大。[21]养羊需要资金的投入，没有资金的家庭可以采取“分羊”的方式，将别人的羊饲养，以获得小羊和羊粪。

第十四章从家庭的内部交换、内外购销、小贩、零售店、以及购买代理人和销售代理人、贸易区域和集镇等角度介绍了开弦弓村的贸易情况。生产的专业化产生分工，在亲属群体中也不例外，但亲属群体间的交换要素模糊不清。权利与义务，贡献与享受通过群体固有的制度约束来实现。但群体间的相互义务、赠送并不能使农户获得生活中所有的必须品，还需要广泛的流通系统。购销作为重要的交换方式，与职业化分工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村里职业化分工程度小，导致村里内部的市场狭窄，农户与外界的交换主要通过小贩、零售店及航船来进行。

小贩大多来自其他村落，可以是固定的或不固定的。由于贩卖双方对价格没有严格的概念及没有直接的竞争者，在贩卖过程中买者在付完钱后会多拿一些货物，贩卖者获得必要的成本和利润后，也不会高报价格。小贩的货物有自己制作的也有购买的，贩卖货物的不同导致小贩贩卖的形式和消费者购买的形式也不同。缝纫和梳妆用品、糖果村里重要的固定小贩，前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喜好相关，少有替购，后者的贩卖过程中往往发生戏剧化的家庭场面。零售店与小贩相比，货物种类要丰富一些，主要出售香烟、火柴、糖果、纸张、蜡烛、钱纸、带有宗教色彩的物品、药物、及肉类等，零售店存货的多少根据销售情况而定。

航船是消费者和购买者的代理人，作为消费者的购买代理，航船主是不收取任何费用，唯一的好处可能会得到城里店铺送的礼物，但这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这导致了在交换方面航船处于主要的地位，小贩和零售店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形成存在。航船主主要的收入来源与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以销售蚕丝为例，其收取4%的佣金。航船这个职业对航船主的要求较高，不仅每天有规律的继续下去，而且航船主要有清晰的头脑和记忆力，能够在不记账的情况下记住各种口头的购买委托，同时还需要掌握商业上的知识和习惯。村里的丝和羊完全是用于销售的，大米部分销售，部分消费。丝的价格波动刺激了技术改革。大米价格的波动不影响其产量，产量的多少决定于土地大小、生产技术及气候条件。农业生产结构不能随着市场的需求作出灵活的反应，变化也是缓慢的，职业的改变比改革现有作业更为困难，农村居民只有离开农村才能改变他们的职业。[22]

第十五章介绍资金，主要从信贷的角度介绍了开弦弓村的信贷产生的原因及信贷机构。货物，劳务或现金不能及时偿还便产生了信贷，信贷只有对贷方有利时才能被接受。广义上的信贷包括相互间的义务、赠礼等，这些信贷偿还需要固有的互惠原则来保障。农村信贷中对于贷款的用途往往很笼统，不加区分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信贷产生的条件是一方面有积蓄，另一方面亏空。开弦弓村居民亏空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礼节性的开支并不减少，相反，在礼节性的开支上，炫耀财富的思想替代了勤俭节约。

村里的借贷系统主要通过互助会实现。互助会通常是由某人的需要经济援助而发起组成的，核心总是亲属关系群体，亲属关系广的人得到的帮助机会也比较多[23]。互助会有三种形式，摇会、徽会及广东票会，摇会的管理办法比较复杂，但优点也较多。徽会由安徽传入，办法较为简单。广东票会来源用户广东，由于该种方式的赌博性较强，在村里不很普遍。

航船在村民和城镇之间还扮演者信贷代理人的角色，这种信贷主要是借米。航船主代表他的顾客向米行借米，并保证在新米上市后归还。农村资金的贫乏主要通过高利贷的形式贷款，尽管政府成立了信贷合作社，但由于管理失效导致失败。高利贷虽然是非法的制度，在农村资金紧缺时是农户没有办法的选择，城镇与农村之间缺乏较好的金融组织使得高利贷得以存在。高利贷的一个严重恶行便是，在农户无法偿还债务时，以暴力的形式收取其贷款，可能强行获得农户的田底所有权、将家庭人员做抵押，甚至剥夺了债务人的生命。作者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24]。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这一章也是作者写作的落脚点，即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在开弦弓村，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农民的问题在于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起义便发生。解决的办法不是紧缩农民的开支，根本在于恢复农村企业，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寻找工业发展的道路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措施。

以上为《江村经济》正文十六章主要的内容。第一次拜读此著，宛若读一部中国近代乡村小说，作者用优美的散文格调刻画了一副近代一东部村落的社会生活场景。在具体的细节上，作者提出的许多观点与认识值得思考，许多对村俗的描述必然成为历史的记载，给后人回味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提供了一根线索。作者对那个时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认识入木三分，从经济改革角度提出的见解具有超前性，特别是在贸易、金融、农村工业问题上，我国现代农村问题的探索也可有所借鉴。个人认为《江村经济》之所以作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它在描述江村的过程中，能给与读者不同视角的思考与启迪。这让我想起一位作家对经典名著的评论，经典之所经典，在于它给予读者思想的自由发散，不同的读者会获得不同的感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