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尼尔的鬼魂》读后感书评

如今，书店里的外国文学译作越来越多，但能达到傅惟慈、杨绛那代翻译名家高度的似乎越来越少。如果我们无法像弗吉利亚伍尔芙那样做个可以阅读国外文学原版的“普通作者”，原汁原味地感受作品语言本身的美感与节奏。那么，享有一次愉悦的外国文学阅读体验，译者甚至比作者还重要。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好的译者应该懂文学创作，既严肃又浪漫，既精通外语，又能漂亮地驾驭本国语言。如果在浩瀚书海中能邂逅一位好的译者，而她的文字恰好又是你喜欢的那副面孔，会泛涌出莫名的喜悦。对我而言，陶立夏便是，初识陶立夏，缘于她的第一本译作柏瑞尔·马卡姆的《夜航西飞》，《安尼尔的鬼魂》是她刚完成出版的作品。“每一种感知都不可诠释，表达即是背叛，诠释则为隐瞒。”陶立夏引用法国戏剧家翁托南·阿铎的名言来形容文学作品翻译的艰辛。她用十年时间翻译《夜航西飞》，三年的时间翻译《安尼尔的鬼魂》，甚至在翻译遇到障碍，觉得无法达到要求时，去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斯里兰卡。在她的文字中能感受到对原作的尊重和爱惜。也许有人诟病她语言的文艺腔，我觉得这恰是她的风格。于是，我们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类似于“交谈终止， 笑声隐匿。 此处， 死欣然染指生。”这样的优美、练达、沉静、内敛的文字，这种语言风格恰好契合了原作本来就拥有的诗意。

《安尼尔的鬼魂》作者是加拿大籍作家、诗人迈克尔·翁达杰。他被我们熟知，因为一部电影，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斩获9项奥斯卡大奖的《英国病人》，这部小说也获得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奖。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在父亲的茶园里渡过了童年，11岁来到英国，后移居于加拿大。他被誉为“无国界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笔下故事的发生地从隆美尔的埃及战场到奥尔良的爵士酒吧，从意大利乡间的教堂到安大略湖底的隧道，《安尼尔的鬼魂》选择了家乡斯里兰卡。

小说的出版时间是2000年，书中故事以80年代初开始的斯里兰卡内战为背景。主人公安尼尔是斯里兰卡人，她的名字并不生来就是安尼尔，安尼尔是她哥哥的备用名，她喜欢这个名字，一个男人的名字，13岁那年从哥哥那买来了这个名字。青少年时代的她曾是游泳冠军，后来出国求学成为了一名法医鉴定学家。去国15年后，受国际人权组织的委托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跟当地政府委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起，进行内战的失踪人口调查，他们在一个考古墓穴里发现了一具近年的更像是受害人的尸体，命名为“水手”。以“水手”为代表的受害者便是安尼尔所背负的鬼魂，她需要做的是为这些“无名冤魂”正名，揭开残暴战争的真相。调查从“水手”展开，因为 “一个村庄的遭遇代表了许多的村庄，一个受害人可以为无数受害人代言”。在塞拉斯的老师帕利帕纳，弟弟迦米尼、佛像修复师安南达的帮助下一步一步接近于真相，同时也触摸到了战争的恐惧与黑暗下每一个人隐蔽的过往与伤痛。

这部小说延续了翁达杰一贯的风格：诗意的语言，打破时间、地点、章节结构，象一帧一帧电影片段似的叙事，并僭越文体界限，将民谣、诗歌、采访记录、录音材料、档案夹杂其中。据说他是在笔记本上完成手写稿，还用剪刀和胶带，对段落、整个章节剪剪贴贴，像极了电影剪辑师。写了五卷亨利·詹姆斯传记的莱昂·埃德尔评论翁达杰写的是“语言电影”：“他相信散落着的燃烧的意象，会彼此照亮，而它们间的低语在某个合适的时刻会叠加成交响乐。他相信缺失会让欣赏的人更投入；读他好像一直在跟谁商量，让他再多留一会儿，多说几句。”小说本来是一个沉重的主题，他用诗意的语言化解了，本来是一个政治背景很浓的事件，他却没有还原成一个政治故事，政治本身没有美好与伟大可言，写故乡发生的杀戮与暴力，为那里生活的人发声，他却抽离了出来，克制了自己的情感，没有宣泄悲伤的情绪，高亢的愤怒，太满太具体的叙述并不能让人记住。小说是以安尼尔的西方外来视角来看待故土的，在国外求学、生活的经历已经让她习惯了西方的随意与开明，对于故乡有近乡情怯的疏离。安尼尔的视角也是少小离家的翁达杰的视角。通常，读者是跟随讲故事的人的视角去看整个故事，讲故事的人从故事中抽离出来，也就给读者留了“距离”，这恰是一种“留白”，我不让你身陷故事中，却让你意犹未尽。战乱与屠戮带来的黑暗与空洞由读者自己去思考、发掘：或许是因为几乎所有人类的杀害与屠戮都更多地对准妇孺，所以安排了一个外表果敢叛逆的女人安尼尔来为死者正名？中庸宽和的塞拉斯无法释怀的伤口和阴影是什么，为何没有船可以抵达他的内心？塞拉斯的老师，一个会让人 “如同窥向时间深处”的考古界的泰斗为何成了遁世的密林里的修行者？最后，发现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处阴影，我们永远活在自己过去的轮回里，而生活在充盈着混战与屠戮的土地上，人们的性格、生活、工作、婚姻怎么能没有裂痕？

刚拿到这本书，看作者题记时，我很错愕，残暴的屠戮怎么可能跟斯里兰卡有关。在我的印象里，那里应该是一片被佛光笼罩的宁静祥和的土地，有色彩艳丽的纱丽，灿烂的阳光，湛蓝的大海，璀璨的宝石以及氤氲着锡兰红茶的香气。所以，在阅读前我查阅了关于斯里兰卡内战的资料，结果让我相当震惊，直接挑战了我对人性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解。恰如小说中引用的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的诗句：“我想探询看顾众生的律法。找到的却是恐惧。”内战在1983年开始，结束却在2009年5月。而所谓的结束据说是僧伽罗政府在四个足球场大的海滩上驱除了所有的媒体、人权组织，对泰米尔人进行了一场最后的屠杀，然后宣布和平重新降临在这片祥和的土地上。BBC曾有一个纪录片，称斯里兰卡已经变成了一个屠戮场，非常惨烈。

我没去过斯里兰卡，但在阅读中，不断地想到曾经游历过的柬埔寨。在那里，我曾试图寻找蒋勋先生在《吴哥之美》中提到的因为战争残疾的人和留在人们眼中的隐痛。最后，只是在西哈努克大皇宫的附近看到几个中年的残疾乐手，一群西方的游客围着他们，随着音乐欢快的舞动。我想，战争与杀害终有一天会被忘记，被浮在表面的喧嚣和繁华掩盖。今天，战争与杀害，依然在发生啊，在南苏丹，在叙利亚…人类历史中的丑恶与暴行，应该被记住，以某一种方式，为了对今天的珍视和对明天的警醒，然而政治家会掩盖，甚至效仿，历史学家只做忠实的记录与归档，文学家会为你寻找意义，指一条路，给一种抚慰与希望。

无论是斯里兰卡，还是柬埔寨，在这些悲剧事实之外，一直都有独属东方的神秘而强大的精神力量存在。小说里作者安排了为佛像开光的一个角色—安南达，也反复提到为佛像开光的细节，“你知道开光的传统吗？光即是眼睛的意思，是一种和眼睛有关的仪式。需要由某位专门的画匠为圣像画上双眼。这永远是最后一道工序。是它赋予塑像生命。如同引信。寺庙中的雕像或画转化为圣物之前必不可少的步骤。在双眼被描画之前，存在的只是铁块或顽石。但经由这道工序，它自此成佛。”双眸尚未成形，无力洞见。书后是陶立夏译后记，名为《无明最苦》。佛陀说：“不知过去、未来，不知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不知内、外，不知内与外的关连；不知行为、后果，不知行为与后果的关连；不知佛、法、僧，不知终止苦的方法；不知苦、集、灭、道，不知止息痛苦的实践；不知因和因所引起的后续一切……不知善、恶、有罪、无罪、习常或不平常；不知好、坏、污、净的分别缘起，全都不知。凡此种种，是谓无明。”书中，为死者正名是为一种洞见，书中的几个人物正视内心伤痛的过程是为一种洞见，翁达杰的倾力写作是为一种洞见，陶立夏称翁达杰教化了她冥顽不灵的灵魂，抚慰了她平静外表下的暴戾与躁动，翻译当然也是为一种洞见，而读书最好的结果不是功名，是为一种洞见。

“翁达杰用书写的方式告诉我，对我们深爱的那些事物，仅仅观看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伸出手去，无比郑重地触碰，感受它的苦痛并给予支撑。—陶立夏《无明最苦》”小说的结局，安南达穿着为真相付出生命的塞拉斯的衬衫为佛像开光。 “大地之上气象壮阔万千。安南达从这个角度匆匆瞥了一眼尘世。是他继承父亲的那双凿子刻画的双眸向他展示了这一切。”我想起了，柬埔寨巴扬寺的微笑，在战乱的年代，在饥饿的年代，在血流成河，人比野兽还残酷地彼此屠杀的年代，他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人啊，只知低头在大地上横行，却甚少抬头看看他，为他画一双眼睛。最后，安南达“他感觉男孩的手关切地落在他的手背上，来自人间的温柔触碰”。 这是作者给予多难而美丽的故土，善良而坚韧的同胞，所有人，最郑重的祝福。

“幸福感这种东西，会沉在悲哀的河底，隐隐发光，仿佛砂金。”陶立夏说她经常用太宰治的这句话宽慰自己，无论怎样，“都要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好好地生活下去。天地有大美，人心存幽微，这些都值得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