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漫笔

2009年的冬天，我到北京小住了两月有余。据说那段日子是北京近50年来最寒冷的一季冬天，刚刚进入新历的11月，就迎来了第一场大雪，随后的20多天里又有两场大雪出现。那个时节—我从北京的一些电视上看到—海南岛的风光依然是绿树摇曳，波光潋滟，人们仿佛还都穿着短袖衬衫。

改革改了30多年了，又何止于自然界呢，社会较之之前不也有别于天壤吗？有些人搏命一般地在“抢抓机遇”挣钱，有些人则正及时行乐着，唯恐财富挥霍不完。

我对北京人眼中的这个所谓“近50年最寒冷”的冬天，似乎有着一种别样的感受。从第一场雪后，城市已经开始供暖了，待在20多度的室内暖意融融，我分明觉着它更像家乡的春天。当然了，我知道，能有这种感受的人，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这一是要有一套不错的房子，二是要有一个不错的单位可以去上班。据北京市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说，北京眼下的常住人口约有2800万，这其中近1800万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居民，另有约1000余万是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打工者。在如此庞大的人群里，我实在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具备上述的条件。

但北京—用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话说—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这从它很人性化的市政设计上就可以窥见一斑：它的城市公交车坐上10站仍在以角币计价，而且你到任何一家银行里去取自己的存款，那利息里的分币—不管是几分，它都一定会结清奉上。

它在为它的每一位市民“省钱”。

我刚到北京的头几天，从“固始吧”里看到，家乡的“根亲节”正开得热闹非凡。许是出于一种乡土情怀吧，也就在网上多呆了些时间。那时候，网上竟也十分热闹，先有教育部某某司的一位司长在在线问答，言之凿凿地说是教育乱收费的现象已在全国杜绝了，可马上就引来了网民们的一片争议声，甚而至于有人要邀请那位司长到他们那里去看看。后又传出来国家广电总局的第n次再发文，规定不准用“大锅、小锅”，惹得有一位小民建议他们不如去找一根长竹竿，干脆把天上的所有卫星都给捣下来，省了以后再行文，也让老百姓与他们从此落得个两相安生。再往后，重新回到“固始吧”，便看到了某乡镇高中的学生们在“罢饭”。

这些孩子们在干什么呢？也都是或快是青年了，难道就不知道他们父母的希望和心愿么？

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就不曾有过如此的“艰险”。上小学的时候吧，虽然记忆中总是穿着一件用舅父的一条旧军毯改做得长已过膝的大褂子，身上常有一种爬爬挠挠的感觉；虽然下雨的时候脚下总绑着一双木绑屐，和小伙伴们合挤着一把油纸伞，但总也能高高兴兴地上学去。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似乎也是很认真的、语文Z老师就爱隔三差五的带我们去郊游，回来后让大家写游记、写感想。当然了，他也如现在的我们党所倡导的“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一样—他总是要先自己写，写完了拿在课上念。即如他在一篇游记中写的两句“红薯分绿藤”和“碧波柔如缎”吧，就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深。到中学上地理课了，W老师更是先极尽所能地描绘出桂林奇形怪状的山、澄澈青碧的江和江上飘逸的彩船，然后问大家美不美。同学们自然齐声回答“美”。但谁知道他后面竟又把话锋一转，说道：“还有更美的哩，俗话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甲桂林的阳朔也在广西，而且离得不远……”那堂课，讲得同学们兴趣盎然，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在那堂课之后还会有谁不生出这么个念头来：长大了，可一定得到那地方去看看。

上海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学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自戊戌废科举以来，一部百年的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一部引进外国教育的历史。一会儿学美国，一会儿学俄国，乏善可陈。要说例外，那就是六十年代那场短命的教育改革，那才是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岁月，颠倒的历史第一次被颠倒过来了，中国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出口国，而不是教育思想进口国！”

读过了朱教授的这段话，我才知道我原来很有幸，受教育的时代正是“教育改革”的时代。不过实在说，我的学历真太短，用时下“满街皆顶着教授、高级职称帽子”地人们眼光看，我那学历简直就形同“文盲”—我仅只读完了初中一年级，就开始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到北京的时间是十月下旬，算起来正是秋天。等安顿下来住好了，要干和该干的事情暂时仍然无头绪。闲着的时候，叫我到这儿来的亲戚就对我说：“去香山看看红叶怎么样？往常也正是这个时间。”

我问麻烦不麻烦。

他回答说：“不麻烦，乘公交，只换一次车。”不过他临了补充的一句“看红叶的人可是比红叶多”，倒吓出了我一身冷汗。人多了，再不麻烦的地方也会生出麻烦来。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吧，在杭州西湖边的四月天，我就曾为了填饱肚子，在一家餐馆里，站在别人正用餐的椅子后边等座位，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香山自然是不必去了，可马上又该是个周末，我总得找个地方去看看。

那个周末，我去了趟天安门。

那个周末，北京气象台预报的是晴天。不过我不知道北京人是如何理解“晴天”这个概念的，照我看，那天该算个白阴天，因为那天有风。北京的天气，只要有风，即便太阳再好，也是满街沙尘，一片灰暗。而我的到天安门去，也并非如书本上所讲的那是个“人人向往”的地方，对我有吸引力。我去的原因就两点：这一是40多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曾在那里受到过毛主席的检阅，是“红卫兵”。虽然这称呼现在已很不入“圣人”耳了，但是是人总不能轻贱自己的历史吧—说白了我也就是有些“恋旧”的意思。二是刚刚过去的新中国建立6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的亲戚有幸登上了观礼台，他从那上面用手机给我发来短信说，他作为刚归国不久的科教界的代表，在检阅之后要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他对国内时尚的言谈不在行，让我帮忙诌两句，用手机发过去。末了他还补充道：新修的观礼台又可多容纳2万人，很壮观。

说实话，在上面的两个原因中，更叫我心动的，恐怕还是后一个：我更想看看这新修的“观礼台”如何壮观法。这时代，每个人对“新东西”都会很“趋炎”。

那天早上，我从住地楼下不远的地方上了公交，到东单下车，再南行约50米，就掉头向西操正步走上了长安大街。除了玻璃幕墙有些晃眼和随时便能碰到的“安检人员”盘查之外，一路倒也算方便。大约三十分钟左右罢，我便站到了“观礼台”的下边。它确如我的亲戚所说的，各自依势向东、西开长了不少，且经红漆漆过之后也很亮眼。可我却总觉着找不到旧时——也就是43年前的那种感觉了，那时候它和天安门城楼在我的眼中都很巍峨、很高大，又有一种亲切感，而现在我站在它的最下一级台阶外的石板地上，向天安门举目望过去，竟没有了那种高大和巍峨的感觉。我甚至抬抬手臂，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城楼上的栏杆。人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怎么会这样呢？即如现在的长安大街吧，在地下打出了许多道路和出口，为的就是不用横穿长安街便能到各个要去观赏的景点，既方便又安全，可我就是觉着不习惯。那时候过长安街—一群游人—也不管相互熟不熟，大家聚在一起招呼着就在这几部车前过吧，于是发一声喊：“过”，大家便结队上了道，弄得那些小车也只好停下来……

那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容易亲近，没有一种隔膜感。

那天下午，我又很随便地到几个地方逛了逛，最后在纪念碑前停下来。纪念碑前，有一位少数民族的老人—是蒙古族还是维吾尔族，我拿不准—正和他的子女们在照相留念，一阵大风吹过来，老人的帽子被刮走了，他的子女们忙着去捡。我觉着已无更新鲜的东西可看了，不如回去吧，便折转身，走向了公交车站。

大约是我从广场回来后的第四天吧，便有两件事情发生。其实这两件事把它叫作“事件”也是可以的，但我毕竟已有了些年岁了，为了避免让人给戴上“愤青”的帽子，还是不去用偏激的言词好。这第一件事是，在我有活要干的那个学校附近的一所全国知名的师范大学里，有一名女性研究生从5楼跳了下去。有看见的人形容说，她像一只被枪击中的大鸟，“噗”的一声就从高空嘎然坠地了。那时候北京的第二场雪正在扫尾，所以她的被风卷起的铁灰色羽绒服和飘扬的白雪相互映衬得格外鲜明醒目。一个生命就这样很快地结束了，那天天显得似乎奇特的冷。此后的第二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在我置身的这所高校—也是一所全国知名的学校里。那些天，学校正开着一个什么会，而刚入校的大一新生要军训，没有地点，只好拉到了京郊的县里去，却不想有一名学生患上了甲流感。京郊县里的医疗条件自然比不得在京城里，结果那个学生不治病殁了。听到学校里有人在议论这回怕又该赔不少钱的时候，我却在想，难道那个病殁了的学生的家长会因为高额的赔偿就不再伤心了么！……由此我自然又想起了家乡那所高中里“罢饭”的孩子们。

他们不知道，要走完人生的路，真的十分难。

我从我亲戚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一些北京地方的报纸，想看看他们对这两件事如何评论，却发现当地的记者们似乎对此并不太关心。仅有一家《北京晚报》对患甲流感病殁学生这件事作了个简短的报道，其他的媒体更多地则是在关心“陈琳自杀”和将临的“春晚”。当然了，春节看看就要到了，除夕晚上的文艺联欢会，已是十几亿中国人的一道文化大餐，关心也自当关心，但不知何故今年却突然冒出了不少不同的声音。

主流的媒体和声音都在说，好了，这下子好了！“小品王”本山大叔虽然生病了，现在终于又好了，且在上海的两万块一天的病房里向亲自去探询的央视“春晚”总导演表示，他只要还能站起来，“春晚”就一准上。于是大家同声感叹着，幸甚，真是幸甚。

而持异议的声音则说，怎么啦？难道离了赵本山“春晚”就不办了？地球就不转了？大家也别活了？看看他的那些节目吧，除了反复用错字、别音把“策划”说成“策反”，“精辟”说成“屁精”等做噱头，还有什么？央视年年这样的“炒剩饭”，它不怕冷了自己的胃口和眼睛？更有甚者可就近于开骂了，说，媚俗，低俗！小沈阳看着就是一个阴阳人！……

但不管怎么说，我从那些地方报纸的报道里，还是看到了一份“本山大叔”们出演一场节目的票价单：小沈阳6000元；赵本山5000元。最低的是潘长江，也要3800元。看了这份票价单，我掰着手指头认真地算算账，真要命，按我的工资，不吃不喝两个月，还不够看潘长江的一场节目钱！

这还真是应了“本山大叔”小品里的一句话：不是要钱，是要命。

在排除了多次的干扰之后，在行将离开北京以前，我终于了却了自己的一桩极平常的心愿。我在我亲戚的亲戚H的引领下，来到了京郊的昌平区。要说我的这桩心愿是起因于孩子们的“罢饭”吧，倒也不尽然，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多看了家乡电视栏目的“天下固始人”—那里面的固始人也真了不得，在外打工的一个个都混成了“大老板”。而更直接的诱因呢，恐怕还是源于一个瞬间。

虽然身居在北京的一所知名的高等学府里，可我对他们的饮食确实是不习惯。有一天，天擦黑了，我很随意地溜出了校门，就在校园墙外就近的地方找了个小饭馆。饭馆里的人不多，北京的夜晚也并非如想象中的到处是一派辉煌。饭馆周边的灯光似乎就有些暗。我坐下来，饭馆的女老板过来了，问要点些什么菜，且很认真地推荐了她们家乡的一种鱼，说是叫“嗄鱼”，很不错。听完了她的话我可倒是一惊，虽然她说的话里个别字音有些变，但地地道道的固始腔，我还是一听就明白。

我笑问她：“嗄鱼是什么鱼？我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她听出了我竟也是一口标准的固始话，有点不好意思了，笑笑说：“就是家里说的‘格鸭’。”

“噢，这里的固始人多不多？”我又问她。

“这里很少。北边多，有好几万。”

那晚上，我回到住处后，翻查了好几部字典也没找到这“格鸭”两个字怎么写，甚或—若按固始的发音，连拼音也没法查。只有罢手了，但同时，我却生出了个去“北边”看看的意念。

昌平是北京北郊的一个区，原来叫县，现在改称了区。下了车，步行约15分钟，在绕过一个用很高的铁丝栅栏围住在建的高尔夫球场，又从一处有十几幢也是在建的高楼的小区旁擦肩而过后，我们到了地点。这里其实也可以称为小区，从外面看不算小，用砖砌的矮墙给围着，进来了，干打垒的房子一排排的小而低，显得拥挤且混乱不堪。H向我介绍说，这就是你们固始人聚居的地方了，大概有两三千人。他说他也是打工的，为了省些钱，凑巧租住到了这里来。随后他又抬手很模糊地画了个半圆，说：“这附近这样的小区有不少，固始人怕有三、四万”。

那个下午有阳光，可也有风，天就不免有些寒。小区里当然是不会供暖的，但数千里之外能听到的全是家乡话，自然便少了些寒意，且不明所以地有了一种安全感。留在家里的多是些妇孺和老头老太太了，话聊得就很随便。问的无非也就是都干些啥营生？进项又如何？回答的也简单。啥都干。大多数人在捡破烂。老板真是没出几个，不像家里说的那么玄。其间有一个中年妇女还向东边努努嘴，插话说：“你过来没看见？东边那盖楼的工地上就有不少人在上班。”

那晚上，我离开那个“小区”比较晚。说“比较晚”自然是拿京城中心的一些人们来比较了—对那些人来说，他们或许在酒吧或者夜总会里才刚刚开始夜生活，可这里的人们要休息，因为明天还有活要干，九点多钟休息便算“比较晚”。在路上，H对我说：“再从来路回去怕公交已停车，不如换地铁，地铁停得晚。”我们便向东走，先翻过一座已经踩有了小路的垃圾山，上了那处“真正”的在建的小区的道。穿行在黑黢黢的高楼间，心底不免有些空，但好在小路上每隔几十米的地方就点有一盏汽灯，汽灯的周边散散落落地或蹲或坐着一些民工，正捧着盒饭在进餐。出了小区，快到车站了，灯光也亮起来，我就劝H快回去。这时候，有一位40多岁的妇女走过来，H便上前和她搭上了话：“天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

“来车站送老乡。”那中年妇女说，“这不快过年了吗，老乡来托人往家里给老小捎些东西和钱，明天固始的班车又该来了。”

“那怎么没留老乡住一晚？”

“那哪成啊，人家在中关村那边的一个大学门口出早生意，误了工一天谁管饭？”

我从他们的对话里听出来了，这中年妇女也是固始人，和H住在一个小区里，就坚持不让他再送了，让他和那妇女一道回去。H站下来，抬手朝北指了指，说：“顺着这条路往北走，约摸有一里路，就是一个固始往北京来回的长途汽车站。你以后再来，可以坐班车，很方便，也可以顺便再到我们这里玩。”

那天晚上，我站在北京北郊离地铁5号线终点站大约有200米的公路上，看着H和那中年妇女的背影消失后，又朝那个垃圾场一样的“小区”和一群怪兽一样的高楼群望了一眼，回转身，走向了地铁站。

上地铁的时候，我感觉，我已是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