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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彬:君子之于学也 —读《壮议轩日记》(下)

先生论学以见识第一,以器识为先。《日记》引《宋史》刘忠肃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也。”先生不屑于文士们的浅吟低唱,也对乾嘉以来诸儒细琐的名物考证不以为然,而强调学术的社会责任,是对学术、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全面理解。与一般日记日常琐碎的生活记载不同,先生的《日记》更多地记载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这些理解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

总体上说,先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五四”以来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潮流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价值本质上是认同的,即使批判,其态度也是温和的、建设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能缺少新文化倡导者血脉贲张的革命激情,缺少对传统文化某些负面效应的批判意识,但是在整个社会都卷入批判传统的潮流的时候,他们却坚守传统文化的阵地,竭力为传统文化保留住一点什么,坚守住一点什么,保证了中国文化精神薪火相传,其文化传承意义是不容否定的。王国维、章太炎、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马一浮、钱基博、钱穆等本质上都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应有“了解之同情”,而不是一味否定、一味批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先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精神上是相通的。

经学存废是五四以来文化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是吴宓、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读经以作新民德”,另一方面是以胡适、鲁迅、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倡导者们“不读线装书”的强烈呼唤。这样的思潮也影响到先生执教的校园,针对胡适、傅斯年对经学的强烈批判,先生《日记》中慷慨陈词:

余尝以为吾华有史已数千年,往哲垂诸简册而可宝者,在乎为人群立准绳。换言之,即阐明处事接物之原理、原则也。《四库提要》有云,经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公理云者,犹算学中之定理公式,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夫学者所事端在穷理,穷理之范畴又有人理、事理、物理三者之辨。今人趋重于声光化电之学,特物理耳。研精物理,自有其一定之公理,足以执简驭繁。若夫为人临事之公理,则存诸古籍中者实大且多。使人不欲明于人理、事理则已,如欲知之,则古代经传实有诵习之价值,而不容屏绝之。(《日记》346页——347页)

先生以为古代经学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承载者,包含着华夏民族仁理忠信等基本伦理思想,而这恰恰是传统经学的精神价值所在,不仅不应当废止而且是应该大力弘扬的。虽然社会政治激烈变化,但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思想体系、伦理系统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结构的稳定性,不能随意改变。经学的存废实质上是中华文明的存废问题,是传统道德的存废的问题,因此先生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古代经传实有诵习之价值,而不容屏绝之。”在物欲横流、人文精神失落的今天,回想先生在抗战烽火中的论述,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虽然先生对古典经传也主张“有所别择而不可拘泥”,但是这种选择,一是删繁就简,讲求精粹;一是去虚就实,讲求功效,而对经典的精神实质先生是认同的、理解的、充满崇敬之情的。

对经学的态度,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价孔子。先生不满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非孝废孔”的言行,坚定地维护孔子仁孝的思想学说,先生认为孔子思想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系统,非孔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及十年,每每大乱”。《日记》谓:

夫孔子生于周末,去今二千四百余年。其所论说,容有益于古而不适于今者。且人事日新,文明日进,而吾华立国之道求之孔氏而足,是固拘虚之见也。虽然立国于大地,必有其所以维系人心于不敝者。孔氏于既往二千年中,为天下纲纪,足以济刑政之所不及者,实大且多。今欲有所革易,自必先立一伦理之中心思想而后可。譬诸窭人之子今渐富矣,恶夫茅茨采椽之陋,必别营峻宇雕墙而后可徙也。若未及其庐之成,遽火其故居,则必彷徨无以安朝夕,故言废孔可也,废孔而不别图树立伦理之中心思想不可也。(《日记》370页——371页)

文化是一个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文化的变革也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因此先生反对文化的突变,反对激烈的文化革命。无疑,先生也认为在社会与文明不断进步的现代,厮守孔子学说,以孔子思想为立国之本,是“拘虚之见”。而他同时也认为,破坏应当以建设为前提,解构必须以建构为基础,正像我们要拆除一个旧房子,一定是以建设新房子为前提的。在新的伦理思想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匆破坏了维系中华两千年文明发展的孔子的思想大厦,势必演化为伦理的崩毁和道德的衰微。新的道德的建设必须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文化继承的所谓思想创新,终究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阐释爱国主义思想的时候,先生以传统文化的“孝”的观念与现代爱国主义精神相嫁接,提出了“爱国自孝其亲始”、“不爱其亲,而忠于国者无之”(《日记》372页)的重要观点,实现了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的相互联系相互沟通。

《日记》是零散的断续的,却呈现了先生学术与哲学思想的整体性一贯性。对于古史辨派对古典文献的轻率怀疑和主观臆断,先生深表痛恶。疑古之风的弊端首先在于对待历史文献的轻率行为,“自疑古之说日昌,学者未开卷,即疑古人无是书,古人不能作是书。闲坐游谈而不读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日记》522页)

一定程度保持对传统文化的怀疑精神并不错误,但是将怀疑当成一种理论、一种观念或一种出发点就偏离了学术的方向,而演化成游谈无根的主观揣度。在这里,先生提倡的仍然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不是对怀疑精神的否定。

其次,疑古之风的要害在于割裂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基础,悠久绵长的中国文化历史由于缺少了古典文献支持,而变成了近于虚无缥缈的传说:

今之考古史者,知人论世,于此独详。迨求之不得,一概目为无稽,非特不信炎黄实有其人,且疑大禹非圆顶方趾。有史之期,断自殷周,乃不啻自缩其历史至数千年矣。(《日记》368页)

疑古造成的遗害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古典学术,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信,疑古的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悠久的华夏文明不得不拘束于狭小的时空里,显得贫弱而苍白。

因此先生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以“释古”代替“疑古”,主张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意蕴。先生的释古思想是在阐释经典中形成的,《日记》记载先生在课堂上,“为诸生讲《大学》毕,因纵论宋贤改经之失补课训”,特别提出了“释经可也,改经不可也”(《日记》329页)的重要观点。以对经学的阐释代替经学的臆断,这样的思想扩充开来就是以释古代替疑古,越来越多的地下文物的发掘有力地论证了先生释古思想的进步意义。

正因为先生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经典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所以才在阐释传统文化思想上取得了重要成绩。这在《日记》中,多有反映。1943年4月19日至5月2日,先生在蓝田任教时为学生讲习《中庸》,先生对自己关于《中庸》意蕴的发掘十分重视,因此不惜笔墨,六次记载了讲解《中庸》的具体内容。《中庸》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其内容涉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社会、人生、自然、心性、道德、学习等广泛内容,先生正是通过对《中庸》的全面阐释而抒发自己的哲学思考的,换言之,对《中庸》讲述体现着先生自己的人生与哲学思考,是先生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因而,《中庸》讲疏中的重要的思想是不可忽略的。先生《讲疏》的精义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以“生”释“性”,因为自然生命的质朴引出后天的教化。以“耐”释“能”,将思想的阐发建立在科学考据的基础上。

第二,打通文献,以《吕氏春秋知分》“安分”思想解释《中庸》“素其位而行”,强调在荣辱穷通之间安命顺时、从容淡定的君子胸怀。

第三,以礼释孝,分析丧礼形成的历史,强调礼是文化属性,也是自然属性。认为人类的仁爱之心,始于事亲,典章制度可以变化,而精神本质却不能变化。

第四,从分析“君臣”之义入手,分析“五伦”形成的文化意义,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五,以道用一体为思想基础,强调“尊德性、道问学不能分作两件事”,认为儒家思想中的广大与精微、高明与中庸其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第六,分析“温故知新”的意义,指出“新”不仅仅是知识之“新”,而是时代之新,是“时务之新”。阐明孔子强调温故知新的意义是矫正俗儒“知古而不通今,胶柱鼓瑟而不知合变”的偏狭孤陋。

在传统思想的研究中,先生是富有创新意识的,即使是寻常的历史文献,也显示出他不同常人的深刻见解,“《中庸》六论”代表着先生学术思想的成熟,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壮议轩日记》出版的重要学术价值。

《日记》的另一个意义是先生个人心志与情感的流露。先生是学者,孜孜于学术,但同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在世俗世界里生存,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日记》中的先生,时而志气恢宏,时而黯然神伤;时而为学术所得而喜不自禁,时而又为生计艰难而愁眉不展,这让我们在学术之外看到了一个性格饱满、感情丰富、趣味良多的学者的心灵世界。《日记》中特别感人的先生是对父母的怀念,《日记》起笔时先生的父母均已辞世多年,而每至父母忌日或是冥诞,都唤起先生无限思念之情。1943年1月9日(农历十二月初四)《日记》载:

今日为先公忌日,怆然伤怀。回忆儿时,侍父读书山中,景象历历在目。椿庭弃养,忽忽十有四年;慈母见背,亦已三载。世乃有无父无母之人,鲜民之哀,曷其有极。自丁丧乱,忧患迍邅,戚戚无生人之欢,每当孤灯兀坐,四顾惘惘,百愁猥集,万念都灰。而昔日侍亲之情状与吾亲所以爱我之殷切,常萦回于吾心。缅怀音容,如侍其左右,至涕下不能止。(《日记》279页)

这是先生的一则日记,也是一篇情思低回哀婉痛切的纪念文章。万籁俱寂,孤灯夜坐,先生仿佛又回到儿时侍奉父亲读书的时光,回到了慈祥的母亲身边,不由得悲从中来,泪眼婆娑。1942年12月11日《日记》记“昨夜梦侍先母于庭,诲我谆谆”,这幅慈母梦中谆谆教诲的图画,让我们感到先生对母亲的思念之深。先生对父母的深切怀念,决定了他“以孝立身”“爱国自孝亲始”等思想的形成,抽象的思想总联系着丰富的情感世界。

先生不仅纪念自己的父母,也纪念心目中的文化导师。1942年10月24日(农历9月15日)的《日记》写道:

是日为朱子冥诞,心香一瓣,惟默祝而已。(《日记》75页)

怀念朱熹的一瓣心香,不仅仅表现先生对朱熹的仰慕,更是对整个文化的尊崇,只有先生能够想到为一代理学大师举行如此庄重的一个人的纪念仪式。

《日记》中有先生青灯黄卷的苦读形象,也偶尔有一时的天姿纵逸,流露出先生性情的自然天真。《日记》记1942年11月20日先生在张汝舟处饮酒:

晡时赴张汝舟酌。汝舟奉佛持戒以蔬食宴宾,且有旨酒,余饮独多,微醺。归时,月色皎朗。与共事数人行松林中,便道访宗霍先生,畅谈至更初还院。(《日记》152页)

先生勾勒的饮酒归来图,语词俭省,笔墨洗练,仿佛是一幅白描丹青,将明月松间微醺归来的意境清晰地描画出来。先生有小酌的雅好,《日记》中每每有“某君招饮,座中八九人,余饮独多,醺醺欲倒,幸不及乱”的记载,微醺之后,先生也多次有“后当戒之”的自责,但似乎也没有改正,而正因为没有改正,则更多了几分可爱、几分单纯。

先生一生耻为文人,不以文辞为然,但这并不是先生拙于文辞。恰恰相反,先生文笔凝练,风格刚毅,叙述简洁流畅,从不拖泥带水,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极具特色,形成了文白兼具、雅正通脱的“舜徽体。”

先生在紧张的学术研究之余尤喜郊游,而郊游所历,一经先生记述,往往就成了魅力独具的优美散文。例如:

朝食后,高生、王生来谈时许,旋侍余往游狮子山,去此十里而近。余已月余不涉足郊野,偶步原隰,心神怡旷。便道过大簏中学,访谢德风;又至精练学校,访徐希靖,欲挽共登此山,皆不遇,乃与两生上至其巅。山虽不高,而岩石甚奇,树木从石罅中怒生,有大者,可数人合抱。半山有僧舍,曰隐龙庵,尤清雅,令人留连不忍去。

余徘徊移时,忆及两年前与澧阳孙海航、临澧张云门共登天门绝顶,信宿古寺中,观云海而还。其时亦值春暮,所见景物略与此同。尝于昧爽立龙头岩,以俟日出。下则岩高万仞,余与海航、云门互相依倚,坐诵《洪范》、《中庸》诸篇,生平游乐无逾于斯。自去大庸,两君亦不知萍浮何所,今登斯山,不胜怀旧伤离之感。

下山时,日已倾昳,与两生买食野店而还。(《日记》362页——363页)

如果不是从先生《日记》中摘录出来,谁会相信这是先生不经意的生活记录。先生的叙述,心绪万千而从容不迫,章法整齐而意脉婉转,从蓝田的狮子山起笔,转入对大庸天门山的回忆,现实与往昔相互辉映,状物与抒怀融为一体。以记游开始,以忆旧收篇,情感上最初是“偶步原隰,心神怡旷”的欣然自得,收篇时则是“不胜怀旧伤离”的神情黯然,形成了跌宕起伏、低回往复的艺术效果。尤其是三两青年站在张家界天门山巅朗朗诵读《洪范》、《中庸》的情景,云海茫茫,长风浩荡,高山之巅,书声琅琅,如此雄阔境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焕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读先生的游记,不由想起了柳宗元、归有光的精心创作的记游记事的优美散文,先生的不经心不刻意与之有相通之妙。也正是因为这样恬淡的心境,使得整个文章表现出朴素自然生动清新的艺术效果。此外,先生尚有“兀坐浩然思乡”“围炉絮话家常”等生活场景的描述,也都意趣生动,颇耐寻味。

在修身问题上,儒家一直强调自警自省,在道德上不是外求于人,而是审视内心,厚责于己,薄责于人,因此《论语》有了“吾日三省吾身”(《学而》)“ 见不贤而自省焉”(《里仁》)“ 内省不疚”(《颜渊》)的谆谆告诫。《日记》中记载,在漫漫长夜里先生经常深刻地剖析自己,充满了传统儒家的自省意识。先生学贯古今,旁通四部,自然睥睨天下,心雄万丈,正因为如此,先生也自省“病根在一骄字”(《日记》336页),对此先生对自己的剖析是深刻的,认真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

遐思近来一言一动全未检束,处处觉有骄溢气,开口便臧否人物,最是恶道。此后宜切实自书本外,在身心上作一番功夫。老氏戒仲尼所谓“四去”者,正吾对症大药也。(《日记》31页)

老子当初谆谆教导孔子的“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成了先生解剖自己疗救心灵的“大药”,先生言行举止都师法古人,自成高格,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刻的心灵解剖,其学术和人格境界足以楷模后人润色天地。

捧读先生《日记》,不由想起《礼记学记》的一段话:“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先生生前经常为别人题写这段警句,以激励后学。其实,这也是他自己学术与人生的写照。先生一生浸淫学术,志向于此,修养于此,起居于此,优游于此,一任风云变幻,始终不改以学术为生命宏伟志向,兀兀恒年,终有于成,最终成就他一代通儒和国学大师的辉煌事业。《日记》记录的虽然只是先生学术历史的一个阶段,但其中却跃动着先生与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在动荡艰苦的岁月里薪火相传、担当使命,其愈挫愈奋的文化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刻的,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不可征服的力量。

附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系影印本,原文未加标点,引文句读,均由笔者标点。《日记》刚出版,即承周国林师兄相赠,高怀雅谊,感戴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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