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甲班，杨老师
我的初中时代，是在己略学校度过的。那是1978年的事情，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结束，国家调整了工作重点，恢复了高考制度。教育，是当时的重中之重，是百废待兴的突破口。
十四岁的我，仍然懵懵懂懂的，学习成绩不好，调皮捣蛋，喜欢打篮球，会骂人家娘，还常常做出一些让老师哭笑不得的事情。
尽管如此，当时的己略学校，已经很快地跟上了国家教育政策的节奏，脱离了“半工半读”的束缚，走上了正规的教学道路。老师队伍，出现了“教学热”，全校的学生，也在老师的带动下，形成了一股“认真学习”的校园风气。
我是住校生，学校为路远的学生提供宿舍，分文不取。宿舍就在学校的篮球场边，而学校的办公室，在宿舍的正对面。每天早上六点四十，钟声便“当，当，当”地响了起来，那是“起床铃”，住校的学生和老师，必须在铃声响起来之后，按照作息时间，马上起床。因此，学校，连同周围树上熟睡的山鸟，是从早上六点四十开始沸腾的。
真想多睡一会儿，但实在是不行，有查岗的老师，监督这件事，同学里面，也有喜欢恶作剧的，如果到时不起床，他们会扯下我的被窝，打我的屁股。所以，我总是慌慌张张地穿好了裤子，然后，跳下床，拿着牙膏，牙刷，毛巾，走下一段小斜坡，去河边洗脸。
洗脸的时间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因为到了七点钟，大家集合，排队，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喇叭音乐，在学校的篮球场上，做广播体操。广播体操虽然说不是我们的“必修课”，但我们都喜欢做，老师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清点人数，或者布置一些事情。随后，老师办公室的灯光亮了，中学部教室的灯光也亮了。大家各就各位，老师办公，学生自习……
初二分甲班和乙班，甲班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好，而乙班学生的体育总是领先。我在甲班就读，我们班教室的右边，是篮球场，是宿舍，不远处，还有一座山，山，并不陡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路上，有不规则的石板，拾级而上。据说翻过这座山，便可以通往小溪，最后到达吉首。山路上，虽然杂草丛生，但却是我上课的时候，思想开小差，最好的看点。阳光下，小路两旁山风徐徐，常看到有许多鸟儿，蝴蝶，蜻蜓在路旁的野草山花间，嘻戏唱歌，也常常看到那些喘着粗气，背着行囊，在匆匆赶路的行人。
我的个子比较高，上课又喜欢开小差，老师便安排我坐后排，而且是靠窗口坐着，同坐的是来自龙堡寨的龙腊胜同学。每天早晨，太阳透过玻璃，照着我幼稚的脸。我常常很顽皮地与太阳对视，直到眼花缭乱，败下阵来，才扭头去听老师讲课。全班四十五个学生，只有我和胡小霞同学是汉族，其他的，“叽叽咕咕”一律讲着苗话。不过，我习惯了，苗话很缠绵，很流畅，乡土气息浓厚，常听苗话，有一种亲切感。我的前排，是吴玉蓉和龙凤莲两位女同学，吴玉蓉同学是己略村的，她的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还有，她们两，都拖着一条又大又黑的辫子，乍一看，使人想起大清王朝，想起长袍马褂，想起拱手礼，想起努尔哈赤……
班主任老师姓杨，叫杨菊珍，教我们语文，是个矮个子，微胖的女人。她总是仰着头走路，而且，身体稍微后翻。由于个子矮，在黑板上写字时，显得有些吃亏，免不了会踮起脚跟。她永远很准点地赶到教室，手里端着厚厚一叠学生作文本，作文本上放着一个小方盒，盒子里全是一些粉笔，白的，蓝的，红的都有。她与别的老师不一样，别的老师，多来自己略乡，讲课时，苗语和汉语混着讲，她是吉首人，抑扬顿挫，全是不折不扣的吉首话。她走上讲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眼睛扫视教室，清点学生人数。确认没有旷课的学生以后，她才开始打开书本讲课。
我的语文成绩糟透了，老师又总是不放过我的一丝一毫马虎，看到老师，我烦。因为我的作业潦草，总是不愿意按照她的意思，做完该做的功课。而老师也看我不顺眼，她常常抱怨我学习不努力，朝三暮四，心猿意马。她说：“昌满啊！光阴寸金，青春不再，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就不能加把油？漫漫人生路，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文化知识的人，相当于缺了一双手。这样下去不好，后果不好，我们伤不起，输不起，赔不起。
我烦透了，我真的不喜欢她的播放机一样的喋喋不休，但我也不得不承认，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还没有遇到一位不会喋喋不休的老师。喋喋不休是老师们的通病，是老师们的职业，是一种大自然以外的阳光雨露。没有老师的喋喋不休，我们只能是一群信缰由路的野马。
我总是希望礼拜六的快点到来，礼拜六只上半天课，而半天里面的半天，已经是早就坐立不安了。我策划着，或者请假，或者找个理由，在还没有放学之前，一走了之。因为，龙堡寨河两岸的稻田里，泥鳅特别多，我下稻田翻泥鳅的技术又是那么的好。家里的生活总是差得不得了，每天除了白菜萝卜也就是白菜萝卜了。因此，父亲看到泥鳅，往往想的是准备一些酒，美滋滋地吃上一顿，然后天南海北地讲一些过往的事。他根本想不到，这泥鳅，有我在老师面前撒谎的成分，是旷课的成果。
但班主任老师不放过我，我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成了她的“肉中钉，眼中刺”，在她的眼里，我的一举一动，就像算盘上的那颗颗算珠一样，她看得清清楚楚。她不允许我随随便便请假，就算是家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还得让我父亲亲自去跟她说明情况，说上一些好话，陪上一些笑脸。不然，我休想……
她总是找一些课外书籍让我去读，总是指定一些课文让我去背，比如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高尔基的《海燕》，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高玉宝的《我要读书》等等。我承受着，忍受着，真想放一把火，放一把通天大火，把这些文章通通烧掉。但老师却有老师的把握，老师说我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朗读课文有板有眼，像个播音员。背地里，老师还经常在别的老师面前提起我，她说：昌满这个学生，看到好的文章，眼睛会发亮，是个有潜力的苗子，我该怎样才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呢？
我在不知不觉中，改掉了潦草作业的习惯，写完了，还得前前后后仔细检查，因为字迹的少量潦草，往往会带来大面积的返工。老师一丝不苟，在学习这个问题上，老师不怕得罪人，她有的是时间“奉陪”我。
老师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语言，其表达清楚，形象生动，是不可多得的语种。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在说汉语。对此，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深感到骄傲。我们现在所学的语文，就是指语言和文字，同学们，你们不但要学习语言，还要学习文字，每个汉字的读音，偏旁部首，笔顺，意思都要搞清楚，记明白。看好了，比如说这读“虚与委蛇”，这读“余勇可贾”，这读“窈窕淑女”，这读“暴虎冯河”……
关于“凹凸”这两个字，我也想说一说。那一天，老师一开课就开始讲解这两个字的笔顺，她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要同学们一笔一划地跟着学，写了一遍又一遍，下课前，还临时抽查。我是她重点“看管”对象，有时候，在去学校食堂的路上，或者在教室的走廊上，碰上了，老师也会问起这两个字的笔顺，随便，还提一些问题，相当于临时考试。
她说：“昌满同学，你的‘我们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一句，写得好，有农民味道，希望再接再厉”。
她又说“老弟，写作文是一种学习，一种涵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请注意观察生活，仔细体会，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你的条件比较好，其他同学是苗族，有语言障碍，可你没有。
她还说：“满哥，你的作文又进步了，姐姐我可高兴了，下周，我要把它刊登上初二班的学习栏，让同学们共同分享”。
她甚至还说：“小杨同志，勤奋与不勤奋是有区别的，你看，有很多的词语你都用得很巧妙，说明你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很到位……”
1978年4月21日，礼拜五。老师照样给我们上课，那天她讲解的课文是《三元里人民抗英》，她要求大家，首先把课文从头到尾高声朗读一遍，熟悉熟悉里面的句子，然后，她才开始讲解。
课文的第一句是：道光二十一年初五辰刻，夷船由……登岸。她问：“从写作习惯上来讲，‘道光二十一年初五’就可以了，可作者为什么还要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辰刻”两个字？同学们面面相觑，都回答不上来。老师要同学们好好想想，仔细体会这两个字在这句话里的作用，有感受的同学，可以举手回答。
通往吉首的那条山路，有几个“花姑娘”在与小伙子开玩笑，小伙子用小树枝在轻轻敲打姑娘的头，姑娘急了，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往小伙子的口袋里贯，然后，姑娘开心地笑了。她们穿得花花绿绿的，有时候你追我赶，有时候也推推揉揉……瓶子里面的菜，我早就吃完了，其实也早就吃腻了，每天就是酸菜酸菜酸菜，真的比那“苦行僧”还“苦行僧”，早点回去，去稻田里捞一把，运气好的话，今天晚上的菜，可就是肥溜溜的泥鳅了。父亲说过，泥鳅要和干红辣椒，大祘，生姜一起炒，那才好吃，油，必须放菜油，菜油才香。还有，我该怎样去忽悠我父亲，让他多给我一些零用钱，哪怕是一毛两毛都好……唉哟！怪了，我平常开小差总是躲不过老师的眼睛，今天，我怎么就这么聪明，东张西望的，老师都没看见……
“同学们，这句话，加了‘辰刻’两个字，效果就不一样了，第一，它加重了语气，画龙点睛，使语言生动起来，第二，表示作者对这个国恨家仇的日子的念念不忘，第三，它强调了这件事的真实性……，同学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老师一边用教鞭点击着黑板上的字，一边不紧不慢地提醒着同学们。
同学们很整齐地回答：“是的。”
“好，同学们真棒，那么，顺着这条思路，同学们还可以总结出其他的感受吗？比如……”老师看时机成熟，要同学们接着思考，这两个字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
下课了，老师要同学们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上台领作文本，每个同学领到作文本时，都会收到她的一句话，老师微笑着说：“行，你真行”“好，你好极了”“加油，你是最优秀的”“恭喜你，我早就看出你不一般”……轮到我时，老师对我说：“昌满，这节课，你的思想又在开小差了，我实在拿你没办法啊！也……也……也不知道将来你会不会忘记老师，可老师，永远不会忘记你啊！”
又回到礼拜一了，但是，上课的语文老师换了，不是杨老师了。
听说，杨老师的丈夫在贵州，是某国有企业的外语翻译，杨老师是因为工作需要，经相关部门协商，作了相应的工作调动。也有人告诉我说，杨老师是快要当妈妈了，提前请假……哎！那我就弄不明白了。我知道，贵州那个地方，路远山高的，很落后。我还知道，柳宗元说过：贵州很偏僻，很穷，“黔无驴”。我真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要撇下我们，去那陌生的，天涯海角一样的地方去，我更不知道，我对老师的依赖，眷恋，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归正常。到后来，我常常想方设法打听老师的具体消息，可在贵州，我又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就这样，一直不知道杨老师的下落。
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风景，让人流连忘返。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让你念念不忘。几十年后，青春早已一篙远去。当我走出调皮捣蛋的怪圈，当我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当我的事业有所成就，当我的儿子又在我面前，重复着我当初的错误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杨老师来，我觉得，杨老师是个好老师，特别是在我学习的问题上，她尽心尽力。是我自己不努力，不争气，辜负了她的期望……
我有写字的习惯，用记号笔写字，算是“老年书法”，因为记号笔用起来比毛笔方便。每次，当我在废纸上，反反复复写上“凹凸”两个字的时候，我那顽皮的儿子就会对他妈说：“妈，你看爸爸，默默无语，又在写写画画，准又是在想他的初中二甲班，想他当年的那个杨老师了。”我说：是的，儿子，你说对了，爸爸是在想初二甲班了，爸爸是在想念杨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