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郁：传统文化教育，路在何方？
传统文化教育，路在何方？
何郁
也就奇怪了——我们国家基础教育的每一次改革，总是伴随着乱象丛生，比如新一轮高考改革，人们刚刚撩起高考改革面纱，许多人对改革的内容还来不及细细打量，就有质疑声、责骂声一哄而起；还比如刚刚开始的新课程标准的修订，随着“核心素养”一词浮出水面，人们还来不及讨论“核心素养”的合理性，也是风雨齐鸣，纷纷吵嚷。改革的步伐迈出之艰难，的确够得上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出自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杂文集《坟》）人们总是有几多彷徨，几多担忧，或几多怨怼，何从何往，说实话，是颇要费一番踌躇的。或许，这也是正常现象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面需要高歌猛进者，一面也要允许有左顾右盼者，可能只有这样，我们改革的步子才能走得更稳健一些。
新一轮的传统文化教育热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要有思考相伴随，没有思考伴随的前行是危险的。在此，笔者愿意贡献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我要提醒的是，我的思考的起点是：当我们在谈论传统文化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注意，我要讨论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关乎国家文化教育安全
这题目的确有点大。或许有些老师在想，这个题目跟我、跟我们、跟我们从事传统文化教育有关系吗？不好意思，老师，还真的、的确有。各位老师应该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教师节去北师大视察时讲的一番话吧，这番话实质上就谈到了国家文化教育的安全问题。那一天，习近平视察北师大，从展台上拿起一本课标书翻看。当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时，习总书记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话语语重心长。
这番话里有几个关键词：“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去中国化”，“嵌”，“文化基因”。这几个关键词阐述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意义、手段和本质，是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教育作出的指示和提出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纲领和指南针。你说有没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作为中小学来说，学习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利用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这是我们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不是全部。不管我们是什么学科的老师来教授传统文化教育课，可能利用最多的材料就是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在这些诗词和散文上的，古代诗词和散文是传统文化最大的媒介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内容是最简便最易教学的授课内容之一。
还有，一个“嵌”字说得多好！“嵌”是什么意思，就是深深地填进去，是刚好正对着那个空隙深处填进去，是刻入灵魂的填充。青少年正好处在身体发育、个性成长和渴求知识的黄金时期，正好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填入学生的灵魂，学生就会受用一辈子。
“文化基因”和“去中国化”这两个词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一经出生，就天然地带着这一出生地或者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正好是在渴求知识的黄金时期，突然被拦腰斩断一些深深烙印着这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学习内容，而且长期这样做下去，势必这个人的文化基因就会被破坏，这个人的文化面貌就会变得十分模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去中国化”。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地方，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担忧。总书记是站在时代前沿，眼观世界风云变动，而谆谆告诫我们这些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人，要对培养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教育，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要把从事传统文怀教育上升到国家文化教育安全的高度去认识，要对传统文化教育怀有一份使命感和紧迫感，所以，当看到有人把中国古代诗词和经典散文从中小学课本上拿掉以后，便深深地忧虑和担心。正好借教师节这样一个特殊的视察机会，把自己的思考和期望讲了出来，来传达给全国从事基础教育的人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理应成为我们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纲领和指南针。
传统文化教育的ABC
我这里说的传统文化教育，不是指社会上的传统教育，也不是指大学里的，而是指中小学这个层面，也就是基础教育里的传统文化教育。界定这个范围，有利于我们讨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教育的ABC。
我主张传统文化教育应以文科学科为主，应综合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内容（其实有很多理科学习内容也应进入，如冶炼、农历、天文、地质学、古代算术等），甚至平时我们认为的一些小学科，如体育、美术、音乐、劳技等，这些综合性的学习内容完全可以大有作为。自然，这其中可以让语文学科牵头。但这样做，并不是说语文课，或者说古诗文的学习就等于传统文化教育（这一问题下面列专节讨论，这里从略）。固然它们都可能以字词句篇的学习作为基础，但二者应该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务必要明确。
我甚至设想，讲授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因为涉及到多学科内容，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拉动中小学文科学科内容和课程设计的整合和改革。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一个学科内的内容，以至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学科教育越教越死，越教越封闭，这样做不仅不利于本学科的发展，而且也非常不利于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我们都知道，许多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明创造，往往是在学科边缘发现和取得突破的；许多科学发明、甚至是人文学科内的真知灼见，也都是由通才——饱读诗书者、视野开阔者、不拘泥于学死知识的人成就的。这样的例子不用多举，只说一个苏步青先生就足以证明。苏步青先生作为数学家，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博古通今，文理兼通，古诗文根底非常深厚，而且他强调考大学，首先就应该考语文，并且认为语文不及格就不要考其他学科了。这就要求我们要打破学科壁垒，让学科经常性地互相串门，让学生学得更灵活，视野更开阔，知识系统更具有包容性。这样的教学要求，势必倒逼着基础教育课程设置要打破学科壁垒，要充分照顾到多学科的综合性，引导学生去主动学习和发现，创造式地学习，而传统文化教育正好可能融通这些学科知识，改变学科过于封闭的局面，使课程设置发生质变，使课程设置成正态地发展和成长。
我还主张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加强思考的训练，而不能仅仅强调学科知识的学习。目前的传统文化教育，过多地注重知识的学习，对学生的思考力的培养有所忽略（当然这个问题，其他学科的教学一直也存在着）。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注意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一两千年前的东西，今天还要学习它。这样的设问，不仅客观上可以培养训练学生的思考力，而且更可以培养学生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下教育的关系，思考传统文化与自己成长的关系，思考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样宏大的视野关照下，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培养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崇高感。
传统文化教育还必须加强课程系统设置的理念研讨。目前，传统文化教育因为过度关注知识学习，过于强调学科内知识的学习，因此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显得过于零散、零碎，教学有随意化的行为。一些老师各自为政，自说自话，学生学习也是鸡同鸭讲，各自为域，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瓶颈，成为制约提高传统文化教育质量的绊脚石。我们推进传统文化教育，就必须搬掉这一块绊脚石，就必须加强课程系统设置的理念意识，强调设置课程必须成系列化；最好能设置专门课程，让课程进课表，不仅有专门的时间固化教学时数，而且有专人从事课程教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档次和质量。
推进传统文化教育还必须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教育除了要强调知识学习以外——知识的学习是必须的，是基础，但因为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凝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一言一行、说话做事，都含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必须强调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门，走进社会之中，让学生在实际的生活观察中，激活平时所学习的知识。另一方面，也使这些沉睡的零碎知识生态化、日常化和生活化，使死知识变成活知识，借此可以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悟。
传统文化教育为什么不等于古诗文教学，不等于语文课
我们都知道，语文教学是以字词句篇作为基础的，其着力点是文本学习和作文训练，读写训练是语文教学的重点，读写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努力的方向。这很显然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别。传统文化教育固然也要从字词句篇出发，也要理解和积累一些字词句篇的知识，但着力点不会在文本解读和作文训练上。传统文化教育的着力点应该是在文化认同上，也就是要努力从字词句篇的学习中，寻找到中国人的文化符号，并借此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本民族的前世今生，了解自己的过往，思考自己的将来。当然，从高端来说，语文教育也可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两者的学习路径是迥然有别的。传统文化教育强调文化认同，语文教育强调读写能力和素养的训练。
我们来用一个具体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廖瑾老师讲授“事亲以礼”，依据的教材是中华书局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七年级上册。廖老师的设计环节如下：
第一环节，由龙应台的《目送》导入。这一点可能和一般的语文课差别不大，但引导关注的内容不同，教师着力要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感恩父母，从而引出“以礼”“事亲”的问题。教学内容开始靠向传统文化教育。
第二环节，由学生讲解何子平行孝的故事。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我们语文课上也常用，但也需注意老师的引导点的不同。讲完故事后，老师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供学生讨论，如“何子平的母亲实际年龄并未满八十，何子平为什么仍选择去官侍母？这里是否有做人不真诚的问题”，又如“何子平为什么不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县令照顾呢”。引导学生充分讨论后，老师加以指导说：何子平不想以母亲的年龄未到说事来冒取荣誉和利益，既然户籍年龄到了他就选择在家赡养母亲，这是遵从当时的社会规定。何子平不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县令照顾，这是因为母亲的实际年龄并未到八十岁，他遵从的是事实原则。何子平最后靠自己全力从事耕作来奉养母亲，这体现了儒家“清正操守”的人生追求。在这个基础上，老师再引导出“事亲”的基本原则：做人要正直、端正。老师引导学生讨论的着力点是“修身问题”，这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点和出发点。至此，本课已显示出了与语文课的不同追求。
或许这样的教学还不足以看出传统文化教育与语文教育的本质区别，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内容。第三环节，老师引导学生学习教材中五个文言语句，进一步来讨论“事亲”的问题。首先是五个文言语句的学习侧重点不同。按照语文教学的习惯，字词句的理解应该是本节课的学习重点，但传统文化教育不同，它把这五个语句中的义理的学习作为重点。这五个语句是：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孝经》）
大孝终身慕父母。（《孟子万章上》）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
传统的语文学习就应该落实字词句的理解，这是语文的基本功；而本节课老师着力引导学生关注每一句中的“事亲”有什么不同，每一个句子各自在强调什么。经过讨论，学生发现，第一句强调“以礼”，第二句强调“有方”，第三句强调“严”，第四句强调“慕”，第五句强调“不党”，五个句子侧重点各不相同。当然，这五个句子表达的思想本质上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因为都强调“以礼”“事亲”，也就是要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这就显示出与语文教育的差异性了。其次，学习文言语句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按照语文的学习规律，这五个句子的理解应该让学生自己讲一讲大意，并落实相关实词和虚词的意思，对于难以把握的语句，更是要强调句式的学习和积累，但传统文化教育不同，因为它关注的是内涵的学习，着力要研讨的是词句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所以老师在处理文言语句的学习时，是直接给出了相关翻译，让学生熟练地朗读，熟悉内容、感悟内涵即可，而对于文言知识的学习，是次要处理的。这也显示出与语文教育的差别。
以上的案例充分说明传统文化教育与一般的语文课、与古诗文的教学，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关注义理和内涵的研讨，进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问题，后者着力于对辞章本身的学习，它关注学生字词句的知识积累和读写能力的培养，二者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有些老师不太容易分得清这二者的区别，其实质是对本学科的教学规律认识不清，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所以还是要加强学习，特别是要从本质规律的高度去认识语文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性质和学科定位。
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这是老话题了，但在教育现实中，并没有做好。大量的教育现实都在显示，我们在推进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显得过于匆忙和盲目，泥沙俱下，良莠不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许多学校和老师，都在用《弟子规》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要求学生照章学习。甚至有的区县，全都要求学校和老师都这样做。想一想，真让人不寒而栗！人们似乎对这本书里的毒素，悬置不管，睁眼看不见。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拿着毒素去宣讲毒素的合理性的荒唐行为。道理不用我多讲，请看一看北师大李山教授对《弟子规》的分析就一清二楚了。
李山教授说：
不是说《弟子规》可取的言语就没有，有，可这仍不保它不是一只烂果子。因为它的烂处很关键，很要害。（该书）一开头就让孩子对父母要绝对顺从：“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另外还有：“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就是最烂的部分。因为它说来说去，只有一点：孩子要顺从，要对父母服服帖帖；甚至父亲打儿子，儿子还得“无怨”。这就是它所谓的孝道。
很显然，这是愚孝，是我们要抛弃的内容。类似这样的内容——如奴性教育，在《弟子规》中还大量存在。因此，我认为，像《弟子规》这样的书是不适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校要把它作为教材在大讲特讲呢？此现象值得人深思。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许多人都试图恢复让青少年读经，有些人在学校里办诵经班，让学生读经，摇头晃脑，丑态百出。我想，经学的毒素也不用我多说，人们应该是能明白它的危害的。在一百多年前，一大批有识之士都明确地反对读经，如鲁迅。蔡元培当时作为教育总长，甚至明文规定，反对读经。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先生以教育总长的名义签发教育部的教育命令，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为什么一百多年明令禁止的事情，今天又沉渣泛起？现实总是给我们以惊悚！但人们匆忙的脚步总是掩盖了这些异样的喧嚣。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警惕和思考啊！
作者简介：何郁，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师大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特聘教授，2015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优秀年度人物，现任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室主任。在全国知名报刊发表各类文章300多篇，其中有多篇论文、散文、诗歌被转载或入选年度选本。参加多种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出版专著多部，其中有诗集《在有用与无用之间》（长江出版社），《中国古代哲学十五讲》（商务印书馆），《高考作文十八讲》（复旦大学出版社），《批评与建设：高考作文研究》（北京出版社）。在全国各地讲学、授课百余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