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成：有感于“论文灾“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随之便在重视“学历”的基础上强调“学位”。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至少还要获取个最低学位。即“学士”学位。然后，若有可能还要争取拿到“硕士”甚而“博士”的学位。于是，各式学位论文也就多了起来。比学历、学位更有“价值”的是职称。为了捞到职称也必须拿出论文，用此作为职称申报的前提。大学教师由助教升为讲师，由讲师升为副教授，由副教授升为教授。都要靠拿出论文。这样的趋势一扩展，中小学教师也有了“级”，如“一级”“高级”“特级”，等等。为了争取到相应的“级”。也必须先写出论文。在这里，“写”是第一位的，至于“教”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似乎不太重要。因此，“写”得过了关而“教”得颇稀松(甚而很差)的人也不少见。

教育界如此。其他领域也如此。为了争“中职”“副高职”“正高职”，也都必须先“搞”论文。我敢说，眼下的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是中国，胜过外国多倍，甚至抵得上一个中小国家各式文章的总和。其中还不包括某些已经有“级”或已经有“名”的文化界人物写出的作秀式论文。

我本来想为“论文”唱几句颂歌，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人能写论文，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文化素质大提高、大飞跃”，至少比当年以“士”为荣要好。但是我又认为中国眼下的论文不能夸，夸不得，因为假的多而真的少，没用的多而有用的少，无效的多而有效的少，也包括无益的多而有益的少! 这不是危言耸听。连中国取得至高职称(院士)的人，都不乏抄袭者、剽窃者、造假者。上述的人，又往往是“腐败族”的成员。

社会无疑需要论文，尤其是好论文。但基于个人功利而炮制、酿造的劣药劣酒(包括假药假酒)式论文，不是多多益善而是多多益恶！

其实。仅仅因为中国的论文之多，本身就不是好事而是坏事，甚而是祸事。因为那样的“多”，无非是篇目多、字句多、词语多而已。而“少”的是有用、有效、有益。因此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三个问题：一、许许多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否一定要写出论文?二、某些有出色专长、专技的人，总结出的真经验只有三五段话(其实那才是真经)，那三五段话算不算好论文?比起一大堆废话、废文来，孰优孰劣?三、几句话、十几句话就足以讲明白的真理或见识，难道一定要冒充论文。为此写上万字、十万字、数十万字吗?这样的人莫说有无真学问。单是深层的、真实的心思会是纯洁干净的么?

遗憾的是，某些论文尤其是论文考评机制。恰恰是在助长和煽动文化界、文化业的不纯净心思。怀着这样日益浊化的心思和目的去搞正经事业，只能搞邪搞糟。

中国的“写论文”或“发表论文”，已经不是干正事者、办实事者的一种“副业”。而是快要成为“主业”了。这是社会之福还是社会之祸?尤其是写论文、发表论文被视为一种“品位”，一种“层次”，一种“级别”，反倒逼得不玩论文而专心敬职敬业的人羞羞答答地躲到角落里，倍受排挤冷落，这样的世风是可贺还是可咒?特别是我们认真看一下：真正先进的国家有多少人热衷于“造论文”，而我们却有多少人沉溺于此事?

我再一次重复：论文是需要的，没有人写论文或根本没有论文的社会也是干涸的、荒凉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多而滥、虚而泛的论文不仅会淹没各行各业的真才实绩，还必然淹没真正优质的论文!

有的人明知道造论文很苦，硬造出的论文并无实际价值，但硬着头皮也必须去造。这样的现象。主要的根源并不在于“玩论文”“造论文”的人本身。而在于我们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论文生产的健全机制，首先是人才评审、人才任用的科学机制。

选用人才，评议人才，要先过论文关，这已经是有违科学发展观。若是对论文质量的优劣也缺乏公正而明察秋毫的眼睛。随意性很大，这就只能使包括论文本身在内的诸种考核失真失效。古代的科举制，以及文风上的八股模式，我们已经批判了多年，而且我们深知：科举、八股是对人性和文化的一种催恶剂，是桎梏科学进步的枷锁，然而我们偏偏不敢承认：《儒林外史》式的古老阴霾尚未扫尽，当今中国的学位确认和职称审定，以及论文的生产方式，经过花样翻新之后大有蔓延的势头。

科学发展观，我们需要天天讲、月月讲。为评职称而编造假论文，正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是反科学的，我们必须攻克这样一个反科学的小小文化据点——虚假论文的制造库，不让它最后发展成罪恶的罂粟之花，不让它变成伪科学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