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卡夫卡》读书笔记：活在性别之外
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叫大岛，他拥有女性的身体，男性的意识。他对自己如是评述： “身体结构诚然是女性，但我的意识则彻头彻尾是男性。”大岛继续道，“精神上我是作为一个男性活着的……只是，虽说我是这样一副打扮，但并不是同性恋者。以性嗜好来说，我喜欢男性。”
关于大岛的性征，村上也曾作出解释：
大岛是个整洁优雅的年轻人的角色，这意味着他的变形必须是内在的——即性、性器官上的。至少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大岛应该是天生纯洁的，缺乏任何种类的不纯。不知该如何表述才好，不过雌雄同体给我一种强烈的纯净感……我想，只有类似这样的，才能充当卡夫卡的导师。
是否真的存在一类人，像小说中虚构的大岛一样，既活在性别之中，又在性别之外？活在性别之中，是说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生理特征而存在，所谓“食色，性也”，丧失此性，等于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部分；活在性别之外，是说有远比性别区分更为重要的事情。一个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性或者男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波伏娃提出了两个疑问：
是否存在一种叫女性的人？
是否存在一种气质，叫女性气质？
第一个疑问，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答案是肯定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漫长历史中无数的反女性主义者们的振振有词——“女人不是人。”至今，还有人将女性作为一种不好的标签贴在“适用”的人身上，例如，当你表达某个观点时，有人会说：“你这样想，很正常，因为你是女人”。这一句话所暗含的意思是：你的观点很狭隘，甚至是错的。当一个男性在做事时，略微呈现出犹豫神色，就会被评价为“娘”，“怎么跟个女人似的”。很多思想家都对女人抱有成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邦达在《于里埃尔的关系》中的断言：
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
否认了女性身体和思想的独立，和否认女性的存在区别不大。可悲的是，这种以女性作为第二等人类来贴标签的做法，不仅是男性的“爱好”，很多女性也愿意如此自我评价——“谁让咱们是女人”，“女人命苦”。
对于第二个疑问——是否存在一种气质，叫女性气质？古人今人似乎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以下，是波伏娃指出的女性在少女时代常被灌输的某种思想——
具有女人气质，就是显得像残废、微不足道、被动、顺从。少女不仅要打扮，要修饰，而且要抑制她的自然，代之以她的女性长辈教导她的妩媚和造作的娇柔。任何对自身的确认，都减弱她的女性气质和诱惑力。
她们的母亲督促她们不再把男孩看作同伴，不要对他们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即使她们想初建友谊和调情，也应该小心避免表现出采取主动；男人不喜欢假小子，也不喜欢女才子、有头脑的女人；过于大胆、过分有文化、过分聪明、过分有个性，使他们害怕。
上述女性气质，显然是为了迎合男性嗜好而做出的定位。认为，女性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赢得男性的喜爱，男性所喜爱的，无非是没有头脑、没有才气、没有文化、并不聪明的女人。而这，不仅是对女性的狭隘认识，也是对男性的狭隘认识。
沈复《浮生六记》中记载其妻陈芸“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沈复年十三岁时，得见所陈芸所作，叹其才思隽秀，心注不能释，于是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
沈复这般能够欣赏“非一般”女性的男性，其实为数不在少，但由于长期受女性是男性之随从（“三从”、“嫁鸡随鸡”）的思想的影响，降低了女性对自己的自信心。因此，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里的女人，不是生理上的所指，而是一个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概念。
翻阅《第二性》上册，目之所及，皆是女性在历史中所遭遇的不平等：
没有婚姻自主权、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离婚权、没有选举权、没有受教育权……
女人所拥有的，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的命运。这样的情况，在当今世界，虽不常见，但也绝非没有。
综上所述，“女人不是人”的说法会受到今人的强烈反对，而处处示弱、时时为男性而活的所谓女性气质却会赢得不少人的赞许。这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女人，作为“人”，与男性并无不同；作为女性，有属于自己特有的气质。只是，作为人的女性是独立的人还是具有依附性的人，拥有的女性气质又是何种气质，都要另当别论了。
谁也无法否认自己置身性别之中，正是在性别区分上，很多人有将男女性一较高下的嗜好。他们执着于证明究竟是男人更高一等，还是女人略胜一筹，甚至搬出《圣经》为自己做证。有人认为，男性更高贵，因为夏娃不过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因此女性没有自我，永远是男性的附庸。反对者却说，亚当起初只是一个泥团，上帝造出夏娃之后，才有了人类。
波伏娃认为，以强弱高下衡量两性并非合适的角度。所以，她谈论女性，首先谈论的是，应当如何谈论女性。常见的谈论女性的方式，都离不开两性之间的互相较量——生理上、心理上、历史发展的轨迹上。
于是，她罗列了三种盛行于世的谈论女性的方式，并一一省察：
第一种，从生物学角度谈论女性。
精通生物学的人，喜欢给生物现象人为地赋予某种意义。比如，认为精子是主动的，卵子是被动的。前者具有超越性，后者只有内在性。这无疑是企图从卵子出发来定义女人，从精子出发定义男人。波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说：
在生命中有着互相结合的两个动作；生命只有超越自身才能得到维持，只有在得到维持的条件下生命才能超越自身；这两个时刻总是一起完成的，企图分开它们是空想：有时是这一个，有时是另一个占据主导地位。两个配子在结合中同时超越自身和延续自身，但卵子的结构本身预见了未来的需要，它的构成得以供养在它内部唤醒的生命；相反，精子绝对没有配备齐全，足以保证被它激发生长的萌芽的发展。反过来，卵子不能产生引起生命新爆发的变化，精子却能移动。没有卵子的预见，精子的行动会是徒劳的；而没有精子的主动性，卵子也实现不了它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从根本上来说，两个配子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们一起创造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两者消失其中，又超越自身。在制约繁殖的次要和表面的现象中，正是通过雌性因素，这种诞生才凝聚在一个稳定的机体中。 概言之，女性的客体地位，不是由生理导致的，生理学只能陈述事实，不能建立价值，凡按照卵子精子所呈现的事实来界定女性男性地位区分的价值的人，都误解了生物学，也误解了两性。
事实上，单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尚且不能很好地谈论人，也就更不能很好地谈论女性。
年轻时在医学院受到生物学熏陶的毛姆，高兴地接受了适者生存的假说，并“了解到人乃是受野蛮的利己主义所驱动，而爱只是自然跟我们开的一个龌龊的玩笑，为的是获得物种的延续。”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是受无情的命运支配的可怜的木偶；在亘古不移的自然法则约束下，我们注定要加入到永无止息的为存在而进行的斗争中，除了不可避免的失败，我们无所期待。”
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人（本身就是自然因素的产物）的思维乃是人脑的一种功能，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受因果律的控制，这些因果律和支配星星及原子运动的那些规律是一样的。我很高兴地知道宇宙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其中的每个事件都由前一事件所决定，因此万物都只能是它原有的样子。
从毛姆的叙述中，不难听出一种悲观论调。人，作为进化和因果律中的一环，由因果律决定，受命运支配。人只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没有自由，没有价值。既然人人如此，女性当然不能幸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两性，不过都是某台巨大机器上不能自主的齿轮，遑论独立、自由。
第二种，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谈论女性。
在波伏娃之前，就有人觉察到了精神分析学存在的问题。不止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宣称，“精神分析最恶毒的敌人，就是精神分析学家。”
这些人认为，男孩的阴茎是确定男性超越性的重要构造。对男孩子来说，阴茎变成“一个alter ego（他我）”，它聪明、狡猾、灵活，这在小便和勃起时体现的分外明显。它仿佛是一个外在于男性的客体——被主体确立为自身又异于自身。正是在阴茎的帮助下，男性具有了超越性。“因为男性生殖器是分开的，男人可以把满溢而出的生命汇合到他的个体性中。于是人们设想，阴茎的长度，小便喷射、勃起、射精有力与否，对他来说变成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施特克尔说：“……任何人都不需要向我灌输男性占优势和优越的理论。我面前就有一个确实的证据。”
而在女孩身上则印证着弗洛伊德的“去势情结”的观点。“小女孩缺乏这‘他我’，没有在一件可以把握的东西中异化，没有得到补偿，由此导致她使自身完全成为客体，导致将自我确立为他者”。
这种精神分析方法在波伏娃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她说，“在一些母系血缘的社会中，女人掌握这个群体得以异化的面具；于是阴茎大大失去了它的荣耀。只有在从从整体上被把握的处境中，生理特权才建立起真正的人与人关系的特权。精神分析只能在历史环境中找到真理。”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学家还喜欢用性欲来分析女性客体化的原因。可无论哪种情况，都忽略了女性的自由维度，她本身就是主体，只不过要看她如何展示自己的主体性，看社会如何看待这种展示。
第三种，从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视角谈论女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数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这种认识，似乎说出了一些道理，但远远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仿佛女人在各方面表现得像男人一样，她就获得了解放，拥有了自由。
在这里，必须要区分两种自由，通俗意义上的自由和作为哲学概念的自由。前者是历史、政治和道德情况的产物，后者是“由自己决定去要求”，它意味着“选择的自主”。女性的自由并不是被给予的自由，而是在哪怕不自由的环境中具有自己的谋划。历史唯物主义站在前一种自由上谈论女性，波伏娃认为这是不够的，必须将女性的自我谋划放置在自由的定义之中。
省察了三种常见又错误的谈论女性的方式后，波伏娃提供了她所认为的正确的谈论方式——存在主义。
女性，作为一种存在，就实现自身这一点来讲，与男性没有什么不同。波伏娃说：
我们采用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
因此，波伏娃以存在主义视角观看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一个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生理、心理特点，且扮演的角色、从事的事情有所不同。波伏娃对一个女人的成长轨迹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描述，包括童年、少女、性的启蒙、已婚、母亲、老年等几个阶段，其间夹杂了女性的其他可能的身份，例如，女同性恋者、妓女和高级妓女。无论哪一阶段、何种身份，都同样显示了一件事情——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存在，难免于一种定位——他者、附庸、客体。因此，无论哪一阶段、何种身份，也都指向了女性的同一种渴望和可能——解放和独立，或曰自由。
女性之所以沦为他者、客体，是因为作为主体的男性只有在对立中才能呈现自身，从而使自己作为本质得以确立。这里颇有些“阴谋论”色彩，女性并非天生的客体、附庸，只因男性需要一个客体、附庸以确立自身，才使得女性沦落到第二等位置。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女性不质疑男人的主宰地位呢？任何主体不会一下子和同时确定为非本质，他者并非将自我界定为他者来界定主体：他者是因为主体将自己确认为主体，才成为他者的。但是，为了不致使他者反过来成为主体，就必须屈从于这种被看成异邦人的观点。女人身上这种屈从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因为人数少。
不是偶然的。
“她们因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在历史可追溯的年代，她们就一直从属于男人”。而女人之所以变成非本质且再也回不到本质，是因为女人不会自动进行这种返回。她们缺乏一种汇合为一个整体的方法，且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她们的利益往往屈从于别的划分，例如阶级、财产等。这些划分，使她们零散地融入到男人的世界中，继续扮演他者、客体的身份。这种情况似乎非常自然，自然到男性与女性都没有察觉的地步。正是在此处，波伏娃表达了一种重要见解：
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凡事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称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女性处在他者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结果。女性选择客体地位，表面看上去也是一种选择，也是自由的体现。但这与人之为人所该拥有的自由或曰主体性是背离的。女性以作为男性的附庸来逃避自由，相当于在逃避自己的本质，逃避做人。
波伏娃深受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的影响，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和他的自由没有区别，自由先于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如是便知，女性要想实现自己的本质，必须享有自由。这种享有，从感到焦虑开始。因为，“如果自由是意识的存在，意识则应是对自由的意识。这种对自由的意识采取的形式就是焦虑。”焦虑有面对未来的焦虑，面对过去的焦虑，面对价值的焦虑。当一个女性怀抱着以上焦虑，她就是自由的，她就有实现自己本质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讲，女性和男性没什么不同。只是，女性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遇到的麻烦看起来比男性更大：
第一，他人的存在；
第二，我与他人存在的存在关系。
他人的存在，可以作为对象，也可以作为主体。作为对象，意思是他人是被我观察到的东西；作为主体，意思是我被他人的注视，是他人观看的对象。正是这后一点，使男性成为女性的主体，女性沦为客体。她始终将自己作为一个被注视的对象，即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也就是说，我是透过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我的。这种心理在女性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波伏娃说，“她献身于男人，并不是因为知道自己低于他，而是因为献身于男人，才建立起这种自身低下的想法。”“事实上，她并非提高了自身的人的价值，才在男性眼中获得价值：而是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
女性的终极焦虑，无非是我只能作为他者来实现自我，而这，如何可能？
事实上，这不仅是女性面临的焦虑，男性，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再有男性是主体，女性是客体的区分，双方都是主体，也都是客体。波伏娃说：
如果双方都以与本真的骄傲相对应的清醒谦逊的态度去承受这种模糊性，他们就会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友好地体验这出性爱的戏剧。身为一个人的事实，比把人区分开来的一切特殊性无限地重要；决不是既定给予优势，古人所谓的‘美德’是在‘取决于我们的东西’的层面确定的。两性中上演着肉体与精神、有限性与超越性的相同的戏；两性都受到时间的侵蚀，被死神所窥伺，对他者都有着同样本质的需要；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自由中获得同样的荣耀；如果他们善于体会这种荣耀，他们就不会再受到诱惑去争夺虚假的特权；他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友爱。
终于，“他”和“她”能够没有区分地融合为“他们”——作为人类的“他们”。他们承认两性所面临的相同处境，意味着承认有比性别更为重要的事情。“双方互相承认是主体，就对方来说却仍然是他者；他们关系的相互性，不会取消人类分为两个不同类别而产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那些使我们激动的词：给予、征服、结合。将保留它们的意义”。
不仅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给予、征服、结合等词汇将具有意义，世间一切词汇都对两性无差别的具有意义，如果不能以人的姿态立足于世，男性比女性高出一等不过是一种看似强大的自欺。两性所具有的软弱并没什么不同，在康德笔下“好心的”监护者保护人眼中，他们都是被驯服的对象。两性，最应该思考的，不是彼此有何区别，而是如何从同一窘境中独立出来。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在让自己学着独立、拥有自由这件事情上，男性和女性面临相同困境。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两性之间的较量，而是如何并肩走向人之所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何必言必称“男性”、“女性”，人，而已矣。